行走50万公里的地质学家

李廷栋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区域地质学家、地质编图专家、大地构造专家和地质科技管理专家。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少年圆梦

1930年，李廷栋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在那样一个战火连连的年代，往往会造就出两类少年，一类上战场奋力杀敌，另一类则奋发图强刻苦读书，而李廷栋就是后者。

李廷栋从小酷爱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总有着冥冥之中的动力”。在家乡石家庄栾城县读完小学以后，由于当地没有中学，要想继续读书他必须离乡。“当时家里没有钱资助我继续读书，还好一个姑姑对我很支持，她为我出了路费和学费。”1944年，李廷栋与父老乡亲告别之后，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时他年仅14岁，就此迈上了他向往的求学之路。

李廷栋在北京读书的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学生要交学杂费，就是这样一笔小钱，对李廷栋来说也是捉襟见肘。当时学校有一项政策，可以对各年级期末考试第一名者免收学杂费。这再次激发了李廷栋的学习热情。“事实上，我是很喜欢读书、学习知识的，当时生活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把知识学好还能免学费对我来说却是件美事儿。”

前三个学期，李廷栋不负众望的拿到了年级第一。但是在第四个学期，也就是初二下半年的时候，李廷栋由于生病请假被扣掉了一些学分，总成绩就排不到第一名了，因此他失去了初三免全部学费的机会。即便是一个学期学费，李廷栋也无法承担。而且，当时他的家乡已经被解放，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根本无法与家人联系。无奈之下，李廷栋只能转学到河北杨村师范初中部，在这所免费的公立学校读完了初中三年级。

初三一毕业，李廷栋又轻松地考上了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除免交学杂费外，每月还补助40多斤面粉。同时，他靠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特殊奖学金，“总算衣食无忧地度过了高中一半的学习生活”。直到1948年底北平解放，学校全部改为公费制，李廷栋终于能够彻底地享受免费教育。

事后，李廷栋回忆高中的那段学习经历时表示，也许是两个因素让自己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地质专业。第一，当时在学校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因为过多的社会工作影响了学业，尽管在最后一个学期时已经辞去了所有职务，安心复习，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成绩和自己的信心，所以当时没敢报考最热门的专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亦或是命中注定的原因是他的一个同乡同学当时正在北大地质系读书，“我经常去找他玩，参观他们的地质陈列馆，听他讲述地质学的内容，渐渐了解了地质是学什么和干什么的，加上我在中学时最喜爱的课程之一就是地理，所以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写上了北大地质系。”

其实，这样一个农民孩子进城读书的故事，让李廷栋的青少年时代也许并无太多不寻常之处，只是他那少有的对学习的执着和渴望，让他最终能坚持下来，走上治学之路。当他的同学和朋友，在战乱中由于各种原因放弃学业，或参军打仗；或回家避难时，他只是在心里反复地描绘着一个梦――“小学毕业后就一定要上初中，初中之后一定要上高中，然后一定要考大学”，这改变了李廷栋的命运，也造就了我国地质学界的一位精英。

立志献身地质

学习第一名并不意味着为人无趣、死板。李廷栋实际上性情开朗、热爱生活、喜爱文娱活动，平时还有习武爱好。因此中学时，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屡任班长、学生会干部。一到北大他的能干和领导才能立即被老师同学们看重，加上他又是党员（1949年入党），从地质系学生会主席，到北大党委干事，再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会副主席，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和组织学校的各种活动和社会工作，甚至还要分担一部分学校的行政工作。“由于这种原因，课上得越来越少，耽误了不少学业。”

1952年北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地质系与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四所高校的地质系合并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强调和重视工业建设和科学发展，学校更加强调学习，这时李廷栋内心的焦虑才渐渐疏散。“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地质工作很薄弱，当时国内只有约300个人在搞地质，很多地方都没有做过地质勘查。要想发展工业，就必须了解我国的地质矿产资源，我们这些学地质专业的人一下子非常抢手，国家甚至等不及就让我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了。”1953年，原本应该再学习一年的李廷栋就和同年级的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但是一心想着到野外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的李廷栋却被留在了地质部机关。

“为了协助30多位苏联地质专家在华的工作，我们全班同学一毕业就被安排去突击学习半年俄语，这是当时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的指示。当时专业俄语翻译不懂地质，所以他希望我们这些学地质的人出来翻译。”就这样，李廷栋被分配到地质部专家工作室，以后又转到地质矿产司、远景计划司，最后来到办公厅，给刘景范副部长当业务秘书。

一直“蹲”在机关，让李廷栋心急如焚。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特别是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和接触到地质调查的一线工作后，他越发认识到机关管理工作虽然是地质工作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地质工作的全部。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工作人员，必须要参与野外地质调查。“要下去，要到野外去”，这些想法不断地敲打着他。经多次申请到野外从事地质调查工作之后，1957年6月，他终于走出了机关，开始了他真正的“地质人”生涯。

从北大到机关，表面看似一帆风顺的前途，却被李廷栋执着地打破了。在校出众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领导才能，让他一毕业就顺利进入机关――这个离“高层”更近的地方。但是李廷栋出于对地质科学的热爱，他没有选择捷径，更愿意脚踏实地地从地质的“底层”野外勘查做起。这也正是一个成功的地质科学家必备素质和必经的途径。

两个重要考察

离开机关后，李廷栋参与的第一个野外科考项目在大兴安岭，上世纪50年代的大兴安岭地区，被原始森林覆盖，人迹罕至，野外勘探工作不仅条件艰苦，而且相当危险。不过李廷栋总是说，这是“一段快乐的经历”。而他对地质的热爱，变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我1957年参加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它是中苏的合作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对黑龙江流域地质地理、水利、林业、农业等进行综合科考。一共有3个地质队，分别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乌苏里江流域进行地质调查。我前三年在中苏合作大兴安岭队，1960年又组织负责了大兴安岭东坡地质调查”。

上世纪50年代，地质调查条件十分艰苦，而李廷栋参与的大兴安岭地区调查条件更加恶劣，“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我们只有骑马或者徒步若干天才能进入到勘查地区。除此之外，这个区域人迹罕至，除了原始森林，还有沼泽和激流，每次外出都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四年的科考有4位队员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土地，李廷栋至今还记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有的是因为骑马颠坏了内脏，有的是被激流大浪卷走了生命，都很可惜。”

在大兴安岭野外工作期间，他们几乎天天都浸泡在雨水、露水、河水和汗水中。晚上住帐篷席草地，在烛光下进行标本和资料整理。一次，由于地形图上错标了粮点位置（粮点是事先在科考区域的某处准备好的粮食供给。由于大兴安岭夏天林密水急，粮食只能在冬天河水结冰后，由汽车沿河道运到森林里，把食物存放好并标注在地图上。科考人员根据地图标注再找到粮点位置。一个粮点的食物大约能提供七八个人10天的伙食，因此，在野外能否及时找到粮点，对于科考工作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他们携带的粮食只够两三天之需，粮点找不到，李廷栋和队员们不得不以野果、蘑菇充饥。

为了适应大兴安岭的野外工作，李廷栋还学会了抽烟喝酒。“我本来是不抽烟的，上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抽过烟。1958年我常住野外以后发现，蛇总喜欢钻我们这种不抽烟的人的被窝，而从来不到那些吸烟同志的帐篷里。这逼我学会了抽烟。”至于喝酒，则是为了御寒。“我们每天都是一身湿，到了晚上我们是一边烤火一边喝白酒，去寒祛湿”。

1960年底，李廷栋完成了东北地区的工作后被调回地质部地质研究所。1965年，为了开展川西高原区域的综合地质研究，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科学依据，地质部成立了川西综合地质研究队，李廷栋担任科考队队长。

川西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由于海拔高、雨水多，科考队员常常会面临着雷击、蛇咬的危险，特别是当地属于地质上的新构造活动区域，山坡陡峭，很容易造成滑坡和坍塌，李廷栋一方面肩负着地质勘查重任，另一方面还要保护队员的生命安全。一次，由于公路塌方车辆已经不能通行，为了不延误工作，他们身背几十公斤的资料和标本，从海拔4200米的乾宁县星夜兼程徒步十多个小时到达海拔2000米的丹巴县。又一次，山上滑落的石头差点击中他的头部，今天他食指上的黑点就是那块石子留下的“弹片”。还有一次，为了保证队员的安全，李廷栋主动挑选骑一匹烈马，最后被摔下马背，险些受伤。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而李廷栋从来没有退缩和动摇过。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项科考有一半队员未能坚持到底，3年之后，工作就被迫停顿了”。

尽管条件艰苦、危险重重，原始森林和雪域高山的美景却激发了李廷栋心中的浪漫情怀，他喜欢作诗，为每一次难忘和困苦的行程留下澎湃的记忆；他热爱赛马，在大兴安岭时，每每收队回来，他都要在呼伦贝?大草原纵马狂奔；他怀念那些在山里林中的夜晚，“在帐篷里听着绵绵雨声和潺潺溪流声入睡，这恐怕是野外地质工作最美好的一刻吧。”

大兴安岭和川西的科学考察，奠定了李廷栋的科研方向和在地质学界的地位。他们在大兴安岭北部的地质调查，填补了本区域的地质研究空白，一系列地质构造和矿产上的发现，对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地层对比和构造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在川西采集的多种化石，重新厘定了川西地区地层层序、侵入岩期序和构造格架，特别是他们采集的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实现了地层古生物研究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最重要的是，这些科考经验为他打开了视野，也找到了科研方向――区域地质研究和综合地质编图。

主政地质科学院

1980年10月，李廷栋受命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这一任职却是“情非得已”。早在1978年，地质部就曾调他到地质调查局工作，但是被他书面推辞了；后来，又要调他到地质部科技司任职，他又借故推辞；而这一次在老同学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院长的任命。

李廷栋是个十分热爱科学实践的人，接任院长后，为了集中精力做好院务工作，他只好忍痛暂时放弃科研，放弃从事多年的区域地质研究和地质编图工作。在盛年要放弃自己喜爱的事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选择。这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痛苦。从1980年到1986年担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李廷栋再也未主持任何科研项目，只是根据地质部的决定，以中方联系人的身份，参与了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工作，承担很少的科研工作。

放弃科研工作后，李廷栋调整好心态，全力扑在地科院的建设发展上。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革遗风依旧盛行，科研工作始终没有摆在工作重点中。因此前三年他们下大力气调整了各研究所的领导班子，整顿恢复科研秩序，制订、修订了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在他们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地科院改善了科研环境，优化了科研管理，逐渐步入健康发展道路。在他与地科院领导班子的建议和争取下建立了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和环境地质研究中心；在地质科学院建立了中国岩石圈研究中心；“我们还曾设想恢复或重建石油、天然气研究室，但是因某种原因未能实现。为了巩固和发展矿产综合利用研究能力，经争取，把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从峨眉移至成都，并在郑州建立了第二个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为矿产综合利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为了纪念李四光院士对我国地质事业的伟大贡献，他们积极建言并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建立李四光纪念馆，召开了李四光百年诞辰会议。

但是，正当李廷栋带领地科院改革体制，促进科学发展的时候，地质科学院突然面临科研类型定位的讨论。“根据几十年的地质研究和经验，根据国内外地质科研单位的经验，我始终认为地科院应属于社会公益性科研，如果一定要划归‘混合类型’，其开发研究的比例只能占20%到30%，并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希望相关部门谨慎对待地质科研单位的类型问题。”但遗憾的是，地科院最终被划为“混合类型”，而且开发研究比例高达60%。这项决定让李廷栋深感沉重，“这是一个关系地科院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我却没能做好，这是我最遗憾和内疚的一件事。”不久，李廷栋带着遗憾调离了地质科学院。

回首20年前这段在地科院主持工作的日日夜夜，李廷栋有悔――“失去了几年潜心研究的时光，没有为地科院争取到合理的科研定位”，但也欣慰――“开拓了地科院的科研事业，推动了科研体制改革，取得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正如任何一位大科学家所必须经历的挫折与成功一样，李廷栋在此期间实现了从科研工作者到大科学家的蜕变。

永葆科研热情

1986年10月，李廷栋离开地科院，调任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相比地科院院长，这个岗位使他轻松了许多，“卸掉了繁重的党务和行政工作，思想压力小多了，业余时间也有了”。于是他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重新拾起地质研究，并开始了青藏高原地质结构和“南极岩石圈形成演化及矿产资源潜力”的研究工作。

青藏高原是地球表面最高、形成时间最晚的高原，其崛起是晚近地质历史时期最伟大的地质事件之一。而青藏高原雄伟的地貌景观和复杂的岩石圈结构构造，蕴藏着巨大科研潜力，一直为国内外地球科学家所关注。在上世纪60年代李廷栋在川西的科考实践中，对高原东部地质结构特点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在任地科院院长期间，他作为中方联系人，参与了中法对喜马拉雅的合作研究。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的合作研究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历时4年，先后参加工作的有400余人，行程300多万公里。李廷栋作为中方联系人，参加并主持了历次中法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并先后三次进藏开展地质调查研究。

40多年来，李廷栋先后主持参与了6个青藏高原的地质科研项目，并坚持“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相结合，地质立典性研究与区域综合研究相结合，宏观观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他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发表了《喜马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等专著，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他提出了青藏高原岩石圈结构构造及其演化模式；指出高原存在扬子、华夏、冈瓦纳三种类型的基底；认为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始于第四纪，提出“陆内汇聚―地壳分层加厚―重力均衡调整”的高原隆升模式。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青藏高原地壳演化与隆升机制》一文在莫斯科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应邀发表于英文刊物《构造物理学》上。该项成果获地质矿产部198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后来，他又结合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研究新资料，再次进行高原中部地体构造分析，进一步研究了高原隆升的过程与机理，把高原隆升划分为三大阶段。这一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的《构造物理学》期刊上。

进入90年代，地球科学开始向更高层次的领域进发，“上天、入地、下海、登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李廷栋仍然不懈地追赶着科学的步伐。1990-1995年，他主持了“南极岩石圈结构”的国家攻关项目。在我国对南极研究起步较晚，科学积累薄弱，科考地域局限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高水平的科学成果：首次提出了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5.5―5亿年前泛非构造热事件的地质含义；在南极首次发现罕见的硅硼镁铝矿；完善了南极地区布兰斯菲尔德海峡地层层序和构造格架；进一步厘定了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火山岩时代和成因；对陆地威德尔生物地理区和冈瓦纳古陆再造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认识。同时，他们还编制了1∶500万南极地质图、矿产图，系统搜集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矿产资料，总结了南极大陆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和矿产资源的总体面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编制完成南极洲地质图的少数国家之一，为我国制定南极政策和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了贡献。

今天，近耄耋之年的李廷栋仍未停止他的科研步伐。他曾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和科研交流，世界许多大山大水，包括南极留下了他野外地质考察的足迹。40多年来，他走过的路近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十几圈。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地质书刊和科研资料，忙碌的身影依旧活跃在地质科学舞台上，“近年来，我主持完成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的研究工作，全面总结了中国岩石圈调查研究取得的成果，建立了数据库，正在陆续出版系列丛书及图册，以便为我国矿产资源调查、环境及灾害评价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他还参与主持了“亚洲中部及邻区系列地质图件编制”的多国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回首一生，李廷栋感到“无悔”，能献身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他感到自己无比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