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浦先生与朱先生二十年如一日的深厚情谊，让人感动与敬佩之处甚多。首先，是他们抱病工作的忘我精神。在病逝前两个月，朱先生大量呕吐，饮食不进，体重已降至不到40公斤。然而，瘦弱不堪的他仍坚持上课，以致在课堂上大吐不止，被同学扶回家中。同样，浦先生逝世前体重也不过45公斤，期末口试，只能躺在病榻上进行。而后又抱病参加了中国剧协召开的《琵琶记》研讨会并做了长、短6次发言。他们的忘我精神，不啻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辉楷模。
其次，是他们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清华、北大离京南迁，先至长沙与南开一起建湖南临时大学，后至昆明建西南联合大学。朱、浦二先生皆与同学一起，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成为流徙中学校的中流砥柱。其间，浦先生曾因送妻女返乡和探亲两度陷身敌占上海，两度皆克服种种困难，应朱先生函请而辗转到达长沙和昆明。朱先生作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教授、学者，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不走（像周作人那样），然而，他义无返顾地带领中文系师生走了。浦先生也完全可以在上海找到教职，但在接到朱先生的信后，他也是义无返顾地抛妻别女，抱病行程数千里回到了学校。这种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同样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再次，是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朱先生青年时代曾激昂慷慨，但中年之后潜身书斋，不太过问世事。日寇侵华的战火烧毁了他的安静书斋；国民党委员孔祥熙等辈的贪污腐败激起了他的革命义愤；而好友闻一多先生的惨遭杀害更使他怒不可遏，大踏步走进了反内战、争民主的进步教授行列。在胃病日渐严重、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叮嘱妻儿坚决拒领美国侵略者的“救济面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呼吁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这应该就是朱先生的盖棺论定之词。
浦先生也同样。抗战末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穷困得连一日三餐亦不能保，闻一多先生不得不刻卖图章，以补家用。为了让闻先生的刻章多赚几文钱，浦先生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沈从文等教授、学者一同签名，张挂于闻先生的刻字摊旁。这份《润例》，颇昭示了联大教授们的共同命运；从其皮里阳秋之笔，也不难发现浦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闻一多先生被刺时，浦先生已飞返上海家中。看到噩耗后，悲愤不已。接到朱先生信后，迅即携家眷返回清华，并接替了闻先生的《楚辞概论》课。1947年底，浦先生、朱先生一起参加了钱端升等发起组织的《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签名运动。朱先生病逝后，他更带领中文系全体师生，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革命运动。他撰写的《屈原》一文，收入清华师生集体编写的《祖国十二诗人》，稿费所得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创作了《朝鲜历史弹词》（载《光明日报》），用通俗的曲艺形式宣讲了中朝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为了纪念朱先生，浦先生在悲痛中承担了《朱自清全集》、《朱自清文集》等的主编工作，并为朱先生的《文集》、《宋五家诗钞》、《中国歌谣》等书撰写了《前言》、《后记》。
如果天假以年，朱先生、浦先生都会有更大的进步，都会为中国的教育、文学及学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们的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事业的莫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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