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启动于1992年，由卢嘉锡院士担任总主编，吸收了全国上百名科技史专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分28卷，包括综合类5卷（《科学思想卷》、《中外交流卷》等）、专史类19卷(《数学卷》、《物理学卷》等)、工具类4卷（《词典卷》、《图录卷》等），每卷平均百万字左右，放在一起，足可摆满一层书架。目前，这套书大部分已经出版，并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评价，其中“科学思想卷”、“水利卷”于2007年分获第三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医学卷”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历时16年，但其孕育的时间远不止16年，可以说，这部书汇聚了中国几代科技史工作者的心血，也见证了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这个过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柏春这样告诉记者。
前奏
如果要了解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恐怕是最合适的访问对象。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投身科学史研究，是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成立时8名正式在编成员之一，80年代时曾任研究所所长。
“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恐怕要追溯到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席泽宗告诉记者。“规划”提出，要撰写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等一系列专科史，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综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就把完成“规划”作为自己的任务。后来，数学史、天文学史、化学史等专科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书篇幅都不大，与现在这套‘大书’当然不能相比，但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的前奏。”
《中国科学技术史》撰著计划的诞生是否因为受到了李约瑟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刺激呢？“即使没有李约瑟，中国人也会做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但李约瑟的出现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刺激。中国科学院在当时成立专门的研究室，并坚持办下来，不能不说李约瑟有促进之功。”席泽宗说。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到要继承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他说：中国在农学、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遗产，在总结这些遗产方面，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当年7月，“中国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郭沫若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郭沫若当时讲的两句话给席泽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说：科学史是历史科学中最能为生产服务的；他还说：“你们要敢于百家争鸣，首先和李约瑟争一争嘛。”
席泽宗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热情很高，并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但由于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条件并不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宏大的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立项
《中国科学技术史》申请立项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的是陈美东先生。
“国内很早就有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设想，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基本条件。第一是学术积累，第二是人才储备，第三是国家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程度，第四是资金的支持……都是在80年代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陈美东告诉记者。
陈美东说，那时候，他年龄不足50岁，年富力强，而所里像他这个年龄的学者还有不少，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干点儿事情。“大家都把《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项目看做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倾注了巨大热情。像我的同事杜石然先生，在提出计划、推动立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所里同时进行的项目就有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翻译、《中国天文学史大系》（薄树人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典籍汇编》（陈久金负责）等，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样，也都是规模庞大、意义也很突出的大型学术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90年代初期正式立项，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先生担任总主编。“当然，卢先生不可能做太多具体的工作，但是，关于这个项目，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方针。”卢嘉锡提出，不能把这个项目看做中国科学院的项目，而要看做全国性的一个项目，所以，必须吸纳全国范围内最好的专家来参加。后来，各分卷的主编中，有30%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之外，其中如“矿业卷”主编柯俊院士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建筑卷”主编傅熹年院士来自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水利卷”主编周魁一教授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等，他们都是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
回忆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立项到完成的15年历程，陈美东先生直感叹“太艰难”。有的分卷编纂过程中作者去世或者生病，导致不得不中途更换作者。另外，项目巨大，但立项时只有中国科学院给的12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的30万，经费非常紧张，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工作进度。“对于每个主编、作者而言，参加这个项目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前不久召开专家验收会时，甚至筹措会议经费都有困难，想起这一点，我都有点心酸。”谈起自己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个项目，陈美东不由得有些动情。
编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分卷的篇幅都不小，涉及的作者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内容上则涵盖了相应领域各个方面，因此，仅就各分卷的编写工作而言，也绝不轻松。
“我和陆敬严先生共同主编‘机械卷’，1992年开始写，1999年才定稿，历时7年，做得很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华觉明教授说。
华觉明介绍说，“机械卷”的作者共10位，大家各有专长，保证了这本书学术上的高水准。但因为作者较多，在章节安排、组织协调方面就比较费事。工作启动不久之后，陆敬严先生不幸患了脑溢血，右肢几近瘫痪，于是组织工作更多地落在了华觉明身上。
华觉明认为，如果要谈《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取得的成绩，就不能不提上一代学者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刘仙洲、王振铎的相关工作。上世纪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的复原工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等机械装置，对中国机械史研究有独特贡献。“这部书汇总了民国初年到成书时近百年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它并不全是我们这十几个作者的成果，而是包含了更多人的心血。”
因为有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如何借鉴和吸收前者的优长，并努力超越前者，就是编者和作者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与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物理学卷・第二分册）按年代顺序讲述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成就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是按机械工程学内部的逻辑关系来安排章节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中国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脉络。”据华觉明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各章内容分别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机械工程发展的概述、工具和简单机械、机构（连杆机构、绳带传动装置、齿轮机构等）、机械零件和机械制图、机械制造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动力、水运仪象台和铜车马、农业机械、纺织机械、西方机械的传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很多分卷在章节安排方面都与李著的相应卷册有很大不同。比如李著“科学思想卷”是道家、儒家、墨家这样一家一家写下来，而由席泽宗院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则是按时代顺序叙述的，每个时代找出一种主流思想（如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东汉王充“天道自然”的思想、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等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主流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李著的一些卷册在五六十年代即已完稿，而自那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很快，某些方面甚至有爆发性的发展，后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时反映了这些成果，因此比李著的相应卷册显得更为厚实。“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都还认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什么物理学，而只有一些零散的物理知识，但写这本书时，我们对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的看法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主编戴念祖先生告诉记者，“李约瑟写他的‘物理学卷’时，有关的研究还非常少，所以该书内容显得非常单薄；而到我们动笔时，已经可以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物理学在力、声、光、电、磁、热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
“李著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各有特色和优长，可以说，二者之间并不全然是竞争关系，而是有相互补足之功。实际上，在对中国知识传统的理解上，李约瑟作为一个‘外人’，与我们自己看自己相比，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对于中国科技史，有两部‘大书’并不算多：就中国数千年科技和文明成就而言，配得上这样两座丰碑的纪念。”张柏春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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