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并没有真正扮演“青年近卫军”的角色。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适、冰心、叶圣陶、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都要“年长”十岁以上，比起后起的进步青年，他更像一个“长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鲁迅的思想成熟较早，他不世故，却看得清世故；他不喜欢老成，却非常吝惜自己的热情。凡事他都会在质疑中观察、思考然后做出判断，鲁迅自己也有时并不喜欢这样的作法和状态，时在反省中。这种质疑的思想使他发出的声音有时并不能为人理解，并会引来一些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保守”、“世故老人”等等反而是鲁迅在世时很早就得到的“名号”。如何解读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就成了研究鲁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课题。
青年应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鲁迅的文章里，“青年”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生活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因袭的重担”压得人难以承受的中国，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他心目中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敢于前行、无所畏惧，勇于对“无声的中国”发出真的声音的前行者。他们也许不无稚气，但这稚气正是他们挣脱束缚，去除羁绊的表现。
在鲁迅的心目中，青年就应当是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青年的重要使命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为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因此做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对这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重要标志。“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无声的中国》）比起衰老和腐败，幼稚是青年性格中可贵的一部分。
青年应走自己的路。鲁迅的青年观里，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从这个角度上，鲁迅对被认为是“导师”或自认为是“导师”的人给予无情的嘲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青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那些勇于前进的青年。
前进的青年必会面临如何在歧路上选择的痛苦，他们或者会寻找一个“导师”来领路，从而走上一条自己认为的捷径。鲁迅要提醒青年的是，这样的导师寻不到，没作用，所以没必要。“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
青年的分化令人失望和警醒。如前所述，鲁迅对青年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五四初、中期，鲁迅将青年按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的几类，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青年的“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到后期，他更强调青年在“精神”上的不同，这使他对青年的态度更加谨慎，更不愿以年龄简单对待。
本来，鲁迅对青年的希望如同自己当年的理想一样，用文艺的火光去照亮国民的心灵，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他乐观。“我现在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后期鲁迅对某些青年的失望已不止是“文学青年”的“不作为”，而是对某些青年的品行感到失望甚至厌恶。“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
鲁迅对青年的现实关心。鲁迅对青年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青年，且不可将自己作为榜样甚至偶像对待。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深知自己身上有“毒气和鬼气”，他非常担心自己“绝望”的心态和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的青年。“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北京通信》）是否从青年身上看到被自己否定的心理特征，甚至成了鲁迅对待和评价青年的一个莫名的标准。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信中，鲁迅说：“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这种奇怪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见出鲁迅的自省和对青年的期望。但鲁迅的思想中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并不希望青年无谓地流血牺牲，他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硬碰残暴。他在“三一八”惨案前不主张许广平等学生前往执政府游行，一方面是他对军阀残暴有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青春生命的珍爱。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北京通信》）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忠告里又有另一番情感在里边。实在话说，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但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更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
鲁迅是一位对青年十分看重的“长者”。对殷夫、叶紫、柔石等青年作家，他特别看重他们创作中的血和泪的热情与投入，赞赏他们的锋芒如“林中的响箭”。他同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的照片，至今让人观之动容。同时，他对周围不时出现的一些狡猾、老成，趋小利、重私心，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青年，则怀着戒心，充满厌恶，绝不以“青年”的名号原谅他们。
鲁迅的青年观，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描述全面、总结到位的，但这是一扇打开鲁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窗户，这窗户是时时闪着光的所在，让人随时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风范和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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