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左）夫妇在寓所欢迎胡适
近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颇有一些感想。她的书我读得不多，印象中只有一部《桑青与桃红》，记得还是有家出版社要发书
书中有一段写到雷震与《自由中国》，写到殷海光，写到殷海光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写到柏杨，写到柏杨的本名郭衣洞，以及多年后轰动台湾岛的郭衣洞事件，写到美丽的绿岛和柔情动人的《绿岛小夜曲》，写到美丽、柔情背后的残酷与罪恶……这是中国人的宿命，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当年的作者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喜欢写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她的加入《自由中国》，最初也只是因为和文字有一点缘分。从此，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虽然她在刊物中只是个“文艺编辑”，她也只是在那一小块园地上撒种栽花，但是，她的名字已经和雷震、胡适、殷海光、柏杨以及戴杜衡（也就是30年代即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联系在一起了，和台湾民主成长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聂华苓亦不见容于台湾，于是在1964年赴美定居。此后，她与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作家在这里自由交谈，相互碰撞，俨然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未必不是曾经有过的理想的延续。
我读着她的文字，感觉这文字里跳跃着这些人活泼的生命。她写到胡适，写到胡适要给《自由中国》撑腰，做《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也写到《自由中国》“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闹得胡适又要辞去这个“不发行的发行人”的职务。1952年，他在公开演讲时说，雷震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1960年，雷震被捕后，胡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拍了桌子：“是很不公平的！”但在告别时，胡适又特意嘱咐记者：“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作者生动描述了胡适对雷震是如何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的。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么写的：“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据说胡适也曾有过“过河卒子，有进无退”的感叹，只是他这个卒子有时竟表现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很多曾经崇拜他的人深感失望。倒是雷震还能同情他，理解他，雷震在出狱后写给聂华苓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
雷震说的是过来人的话，也是袒露心扉的话。他见证了，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民主自由要取得任何一点进步，都有那些前行者付出他们的血和泪。这些不肯为现实涂脂抹粉的灵魂从聂华苓的笔下站起来，就立在我的眼前，他们苦恼着，呻吟着，愤怒着，甚至粗暴着。但是我爱这样的灵魂，因为这是人的灵魂。这些人中就有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等同仁被捕之后，与其他几个同事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担当，而不仅仅是侠义道的胆量和勇气。台湾诗人杨逵写过一首诗：“小伙子，大家来赛跑: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乐园。”――《三生影像》记下的台湾的这段历史，因为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显得熠熠生辉，且其光彩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趋于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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