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叫他戴先生。我认识戴先生十多年了。那是在济南趵突泉外的一家小餐馆里，几位山东文化人欢迎戴先生的聚会上。后来就与他通信。他写信比我长，比我勤。关心我们出的书，也关心许多社会问题。从一开始，我就体会到，那时我并不了解戴先生与三联书店的因缘。直到进了三联书店，我才知道，他1950年代曾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副主任（主任是陈原）。1990年代，他又一次在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工作。当然也知道了，1957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他那悲惨的遭遇。三联人一直把他视为本店的前辈，亲热地称他为“戴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如此称呼的，只有范（用）公和戴公。我没资格这样称呼他，我一直称他戴先生。
见面时，戴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经手的一本本、一套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其中有许多艰辛、曲折和别人体会不到的意义。他一生编辑的文字已无法计算。我曾向他建议，把这些书的历史写下来，辑为一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他高兴地答应了，却迟迟未动笔。总有许多出版社请他看稿子，而他几乎从不拒绝。我相信，这本书如果写出来，一定极为精彩，极有意义，极具史料价值。可惜这些故事被他老人家带走了。
作为一个编辑，我认为戴先生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编辑大不一样――他做了许多带有作者性质的编辑工作，比如《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八册、《宋庆龄文集》等等，都不是一般稿件的编发，而是大量资料的整理、选择、考订，然后编辑加工而成。他似乎特别喜欢编辑一些高难度的稿件。也许只有处理这样的稿件才能表现出他的知识和智慧。这需要眼光、功力和功夫，也需要非常的牺牲精神。所谓“为他人做嫁衣裳”，指的正是戴先生这样的编辑。与他相比，我们日常自诩为“编辑”，显得多么轻率！“编辑”这个名词，在戴先生身上得到准确、切实、崇高的阐释。
戴先生给我的信，大约有几十封，最后一封是今年春节前这张贺卡：
抄李白《将进酒》四句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谢家明兄抄赠鲍照“弄禽雀”回敬
淮东“恣欢谑，与尔销尽万古愁”
鼠年自嘲云尔
很惭愧，我寄给戴先生的贺年卡题句集自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开帷对景弄禽雀，人生几时得为乐。”我实在不理解这位前辈啊。戴先生是有大才能、大抱负的，他从无“弄禽雀”之心。但我敢说，他的才能和抱负并未得到尽情施展。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不甘。这最后的手迹就是证明。
每念至此，我就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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