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10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今年整整30年。这30年中始终纠缠连缀、牵肠挂肚，让我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编书、读书和卖书。粗算起来，经我罗列选题、联系组稿、编辑出版的书稿约9000多万字，而我在退休后一直掌管经营至今的“社科书店”，已无法细算卖出了多少书。也许我这一生是离不开书了。令我欣慰
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大纲》就是其中的一部。
那时，我刚到社科出版社不久，由于认识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胡企林先生，便向他请教，十分希望他能给予帮助指点，培养我做一名合格的编辑。他有一次对我说：当编辑首先要学会组稿，我给你提供两本书稿信息，其中一部是《中国哲学大纲》，你要不怕跑断腿，还要善于言辞才会拿到这部稿。这个信息令我如获至宝。1979年一个初冬的晚上，我联系上了张岱年先生。那天，我是冒着??细雨和阵阵寒风走了三站多地，才找到北京大学东门，我怀着虔诚而惶恐的心情走进张老住的那幢楼房。想象之中，哲学大师的住所应当典雅幽静，但眼前建筑物与环境却无情地击碎了我的憧憬，我来到环境拥挤的一栋普通宿舍楼前，按响了门铃，没想到，张先生亲自开门了，我深深的向他鞠躬，接着说明我的来意。这时，一个很端庄清秀的女士将杯热茶送到我面前，我连忙向她鞠躬道谢，张先生告诉我他夫人病在床上，这时我明白了那位女士是他家保姆，我随即去房中看望张夫人，“社科院的出版社编辑礼貌多多呀”，张先生对我说：“我的稿件不好编啊！是竖排本，要让学生看就要改横排。”我连忙说我会排，张先生问我，“你是学印刷的？”我向张先生介绍自己编过竖排改横排的书，并说社科出版社是新成立的，想出国学大师的大作，您的《中国哲学大纲》，我们出版社一定当成掌上明珠对待。张先生笑着说：好！好！好！我满意地告别了他，然而临行时，张先生说为这本书商务、人民等三个社都与我联系了，但我没有见到三个社的编辑，如果有变化，你得考虑。回社后，我向总编汇报了此事，总编夸我抓得紧，上门拜访得好，为确保将这一重点稿件拿到手，我随即到哲学所找几位学者支持帮助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了张先生《中国哲学大纲》这一选题。但如何编好《中国哲学大纲》，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指点，我记得有哲学所赵宗正、辛冠杰、人民大学的张立文等。《中国哲学大纲》出版后，我去北大送样书和稿费给张先生，他笑着对我说：非常感激你火一般热情和诚恳，又积极编稿，感激出版社及时出版，感激学术界多方帮助，使得《中国哲学大纲》得以新生。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固有体系、问题、范畴研究的开创之作，是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与一般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按历史顺序叙述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不同，《中国哲学大纲》则是把古代中国哲学作为整体，按照不同的哲学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因而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张先生着重考察分析并阐明了中国哲学的固有体系、独特结构和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概念如气、天、理、道、神、本根、大化等做出了准确分析。在全书的组织结构上，基本采用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以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所有这些，是《中国哲学大纲》常销不衰、年年都有广泛读者，年年都有广大市场的原因，张先生对出版社的贡献难以忘怀。
再说说中文版《古兰经》的出版。
我在审读《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稿件时，章章提到《古兰经》，便感觉这本书的重要性。怎么样才能拿到这部书稿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找到社科院宗教所戴康生研究员。他告诉我《古兰经》是很重要的伊斯兰教经典，也是该教最根本的立法依据。目前中文版最好的版本是北京大学马坚教授翻译的，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马坚先生已去逝，书的版权在他夫人马存真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立即告诉了我社出版部陈新同志，他出主意，先打报告给院领导出具介绍信，争取该书的正式出版。经过多方努力，我拿到院部的信件去找北大马坚的夫人，但她坚持要到商务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得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唐锡仁同志帮助，他找到在北大工作的同学，这位同学和马存真在一起工作，是很好的朋友，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马夫人终于同意转到我社出版。得到沉甸甸的稿件后，哲学室吴家洵主任对我说，你的组稿任务完成得很好，下一步的繁重编辑工作，由分管宗教著作的黄燕生负责。从此，黄燕生几乎隔几天就跑回北大，她的辛劳得到马存真的认可。中文版《古兰经》出版了，好评纷纷！尤其信仰伊斯兰教的读者分外欢欣，发行部主任王保春告诉我仅甘肃省一次便征订了8万册。当时，我还收到很多读者的信，一封信上说，《古兰经》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化。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为了使新入教的同胞和自己的子孙能正确地了解《古兰经》教义，而草创阿拉伯的文字学、文法学、修辞学、圣训学、教律学、法理学、教义学。由此可见《古兰经》功不可没。
此后，我还编辑了《中华道教大辞典》，这部大型道教工具书由社科院哲学所组成编委会，编委们推选我任常务副主编，分给我首要任务是写出《中华道教大辞典》一书的体例、流程安排。通常我处理哲学的稿件多，道教方面接触不多，这真难为我了。这时，我得到时任总编辑郑文林的及时鼓励，郑对我说：“黄德志你有驾驭事物的能力，如果真想编好这本书，你就能办到！”当时稿件都是手写的，难辨的字太多，不认得的也很多，先下决心把不认得的字记下来，虚心请教哲学所国学功底厚的冯国超同志，他指点我读一些道教的入门书，我边读书、边工作，经过前后四年努力，《中华道教大辞典》编出来了。台湾买了繁体字版权。如今，广大学术界仍很需要，我与主编商定，重印《中华道教大辞典》以满足读者之需，在纪念出版社成立30周年之际，这是很值得纪念的，已去世的吕张华副社长就曾为出好这部辞典付出辛劳。
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地编书，度过了我的鼎盛之年。1996年，郑文林社长、盛存义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社科书店需要一个懂书的来管理，你是合适人选，如果有人找你出书，你还可以编书……我毫不犹豫，满口答应。1996年4月起，一干至今。
人生在世的方式有千百种，而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我选择了以书为伴，为书服务一辈子，每天在翻书、查书、用书，每编一本书我得到心境澄澈的享受，每销售完了一本书又记载了我的有益付出，在书店无论是卖书还是编书时，忘却了自己也获得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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