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70多
近30年，国运亨通，书业也跟随着发达起来；其中一景，正是古书出版的风起云涌。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商业争斗。我想，如此状况，一定不是70年前的鲁迅先生能想象到的。以他的学养，以他一贯的挑剔与尖刻，以他“三厄”之说的判断，倘若“醒来”，看到这一派热闹景象，我们一定又会听到先生冷冷的笑声，再伴随着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口诛笔伐。
鲁迅先生的“三厄”说是有道理的。我初读古书时，就有老师指点我学习的方法：首先是看出版社，中华、上古为最好；其次是选择本子，最好看影印本，重排的东西总会有差错的概率；再次是看整理者，一定要选择行家的作品。回想1989年，我编辑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汇校者郭书春先生始终战战兢兢，不断强调不能有一处一字的舛误。我不太理解，还说：国家规定，允许有万分之几的差错率；时下无差错的书，大概只有《毛泽东选集》了。闻此言，郭先生正色道，既然称汇校，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遍查古人的错；我辈原本习古不精，若又添新乱，哪还有自称汇校的脸皮！
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反响不小。其中古代文化部分，却陷入不讨好的境地。有人批评如此简体、白本、重排、横排，问题太多。网上甚至有人写道：“一个辽教，一个晋古，都属于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网名：谭伯牛）这样的话，当然来自上述鲁迅先生“三厄”的句式。后来，《新京报》采访“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文化部分学术策划杨成凯先生，杨先生承认，文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引用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下）》中的话加以反驳：“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那篇采访的题目就是《吃烂苹果有总胜无》。
说一点儿题外话。鲁迅的那篇文章中还谈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最受毛泽东赞赏。据说在毛逝世的前一年8月，他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此文，并且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的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
俱往矣。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的话称为“旧三厄”，看看时下的局面，显然它们的弊端尚未消去；遗憾的是，“新三厄”又款款而来。何谓古书之“新三厄”呢？
一是白话翻译。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了。近30年，古文今译之风大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了白话的本子。且不论译得对错，“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这话总是有道理的吧。不瞒你说，我也组织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包括有《周髀算经》、《洗冤集录》、《天工开物》等等。
另外，我也收了不少白话版的古书，其中有三本书自认为最有特点。第一本是文革时中华版的《论语批注》（1974），它有三好，即标准的索引注释、周到的白话翻译和几乎见不到错字。更值得收藏的是文中的批判词条，读起来能把你气死、笑死、呛死；那水平，那幽默，那政治，绝不是今日之学术明星们可以相比的。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批判：“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朝闻道，夕死可矣。”批判：“复古之道，复辟之道。”第二本是台湾学者孙振声先生《白话易经》（1981，星光出版社），我存的那一本还是影印的海盗版。它的好，表现在品质上，更在台湾民众的国学水平上。第三本是沈玉成《左传译文》（1981，中华），书名是沈雁冰的题字，全书译得也好。我读此书时，曾与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交流，谈到书中关于数术的翻译有不准确之处。友鸣兄说，像《左传》、《梦溪笔谈》等横跨多学科的书最难译注，沈先生的译笔已经很难得了，读此书，权作一种阅读欣赏吧。
二是简体。关于此事，一直颇有争议。像《九章算术汇校本》，只能用繁体字，否则还汇校什么？当时东北没有一家印刷厂能排繁体字，最后还是到深圳排的版。后来出版《周一良集》，周先生也坚持全书繁体竖排。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出版，堪称是一个文化奇观，如果改为简体字，会是什么感觉呢？尤其是《汉书》？李学勤先生主编《十三经注疏》（1999，北大）标点本，简体横排，真是一件不得了的出版工程。是耶？非耶？反正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读中华书局两卷本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毕竟是有些老了。
三是网络版。几年前，我还不知道网络版的厉害。当时写《数与数书札记》，做笔记时每天敲字，字库中的古文字又不全，整天累个半死。后来读《五行志》，我手下的一位电子书编辑告诉我，网上什么古书都有。他给我弄来《二十四史》、《十三经》、《春秋繁露》……真是想什么有什么。我问：这都是谁干的？又不收费？他开玩笑说：雷锋啊。东北人哪是活雷锋？网虫们才是活雷锋呢。只要你不怕文中有错误，书目是应有尽有。我且喜且忧，心中却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关于烂苹果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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