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话的意思很清楚。他认为自己“不配”获“诺奖”。中国的其他人当时也还不配。另一层虽没说出，但表达得很明白，那就是，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很体现文学价值的，获奖者当为“别国大作家”。新文化运动到当时，不过十数年，要让文学极快达到一个高度，还不现实。所以鲁迅先生以为“要拿这钱，还欠努力。”这不仅说他个人，还包括当时所有中国作家。这事后来被常常翻出晾晒，现在大家当然知道，被提名和最终获奖，那是很不同的事情。
前数天翻读《胡适日记全编》，竟然看到了与鲁迅之事近似的情形。胡适也曾被拟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过。凑巧的是，准备提名的，也是那位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是晚鲁迅那封信一年多后的1929年2月26到28日。胡适当时乘火车从外地返回上海，在火车上就发生了这档子事。当时胡适日记中这样记载：
“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Hedin（即斯文・赫定），有陈万里、杨宪武等。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这话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当时诺贝尔奖的提名，还须具备相当的身份。例如斯文・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其次，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还不够。尽管有了具备一定条件的作家，但翻译不行。这大约与翻译的少（也许几乎没有翻译），再是翻译质量不行（这个问题数十年后的今天仍一再被反复提出）有关，所以斯文・赫定提出要胡适把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
胡适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当然，他也许没有当面说出。可日记里却表达了出来：
“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这段话表达了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自己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是“有功”之臣，甚至因此而提名选举也“不推辞”；再，为了获个什么奖，而自己来翻译自己的东西，不干。那实在不符合当时中国文人的自尊和体面。所以胡适用了“没那厚脸皮”这样俗而重的字眼。三，胡适自认“不配称文学家”。在他看来，“文学奖”主要是授给那些文学创作者，而他自己，主要功绩是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形，胡适还是很清楚的。
从先后准备提名的两人看，这位瑞典人斯文・赫定还不能算是随意。论文学功劳、实绩及影响，当时国内恐怕莫过于鲁迅、胡适二人了。所以虽然前有鲁迅的婉拒，一年多后，斯文・赫定仍向胡适提出了这一提名希望。应该说，斯文・赫定还是认真、慎重的。而两位中国作家的态度，却是相对一致的。他们分别用了“不配”，“不配称”这样的字眼，说明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诺贝尔文学奖”分量还是很重的，并不如今天一些人说得那么不堪。先辈的努力和谦抑，使他们获得了丰厚的成果，面对世界性荣誉的诱惑，他们的态度实在令人起敬。这一点，记述出来也许还有些现实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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