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份，刊登了报告文学作家蒋巍对《我的前半生》成书背景与过程的“解密”文章。据笔者目力所及，一个月之内，此文已经在《报刊文摘》、《文摘报》、《文摘周报》、《作家文摘》摘载，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蒋巍阅读了《我的前半生》全部图书档案，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
充分的调查研究，其说堪称信史。笔者作为《我的前半生（全本）》责任编辑，对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也有相当的了解。由于纪实作品体例与篇幅上的局限，不可能对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所有细节予以披露，故撰此文，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背景与过程及出版过程再“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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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林1964年5月28日致溥仪的信函
张志民致于浩成、李文达（1961年8月15日）
于副总编、文达同志：
书稿读毕，总的印象是“我感觉良好”（加加林语）。
后半部读得不仔细，因这几天闹眼疾，看东西很不方便，慢慢往下读，又怕书稿在我这儿耽搁过久，影响别的同志看，只好先转出去，待以后打印出来，再细读一遍。
有些希望，上次小会上已谈过，再者书稿未完，也难全面去考虑，阅读中随手划了些道道，也多是属于措词用语性质的。
历史部分写得细，文笔也好，看来，并不显得多，只有个别意思不大的琐事，稍有赘感。
九―十一章，个别篇页稍粗些，但整篇看来还是生动感人的。
书内引文，有几处觉得过长。
其他，等我想想再谈，总之，这个初稿就已经不错，再经推敲，自然更加完美。
握手。
志民
八月十五日
【附记】张志民是著名作家、诗人，当时组织人事关系在群众出版社，1964年春之后，曾任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
这封信产生的那天上午九时半，公安部曾召开《我的前半生》内部研讨会，有关局长、处长以及包括张志民在内的群众出版社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会上，首先由《我的前半生》执笔人李文达报告了这本书的修改经过，之后，就书的体裁、内容进行了讨论。据会议原始记录，张志民曾说过：“口号尽量不要，用事实说话，叫读者去体会”，“历史部分还要要，改造部分要稍加多一些”，“对溥仪的无知要有适当分寸”等话。这封信可能是会议开始之前，张志民拿给到会的于浩成、李文达传看的。因为，他不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或主要发言人，会议的性质也并非探讨文字问题，故有必要与同行们做些编辑业务方面的交流。
自从溥杰等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执笔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1960年1月在群众出版社出版，李文达在对书稿进行整理思考的过程中，又去东北做了详细的调查采访，查阅了不少有关图书内容，在占有了大量溥仪不曾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拟将溥仪的这本认罪书提升为传记文学创作，从而作出了推翻原著、“另起炉灶”的初步决定。1961年5月，公安部办公厅领导同意了群众出版社“另起炉灶”的建议。1961年6月中旬，李文达与溥仪磋商后，开始启动“另起炉灶”的写作。到1961年8月15日，已经完成了“另起炉灶”一稿的第一、二、三章和九、十、十一章。这次公安部内部研讨会代表部党组最后确定了“另起炉灶”之事，因此是《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刘复之致李文达、姚艮、于浩成（1963年6月15日）
文达并告姚艮、浩成同志：
“我的前半生”上册，我在火车上赶任务粗读了一遍，因为火车快到达终点站，末后有些引用的日记，没有看。总的印象很好，没有看到什么问题。由于我对清末民初那段史实缺乏知识，即令有些问题也看不出来。建议送请谢徐部长和中宣部、统战部若干份，请他们抽空审查、指示。我初步想到的有两点：
一、溥仪小皇朝生活、天津租界生活揭露了末朝皇帝的荒淫无耻，这对年轻一代有反面教员的作用，但要注意到有没有对青年人和某些封建余孽可能发生的反面刺激作用，可以再仔细检查一次，将某些可有可无的细节，容易发生副作用的地方，斟酌作一些必要的删略。
二、揭露军阀政客、蒋介石集团投降帝国主义的历史中，捎了一些现在还活着的民主人士和死了的民主人士，如冯玉祥、章士钊之类，有什么可以斟酌的地方没有？读过原稿的人有过什么反映没有？请加以注意。还有一个什么人也叫“陈毅”，我看这个人物可有可无，可以删去。
以上两点，仅供参考。
刘复之
六月十五日于桂林敬礼！
【附记】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其时担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群众出版社社长。姚艮其时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信中“谢徐部长”，指时任公安部部长、党组书记谢富治、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子荣。 
刘复之1963年6月15日致李文达、姚艮、于浩成的信函
《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一稿是1962年2月完成的，于1962年6月印出铅活字大字本，经过修改又于1962年10月印出铅活字二稿大字本。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政治界、历史界、文学界许多专家学者、著名人士，审阅书稿后，对二稿本给予评价或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李文达和溥仪根据这些意见，对书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1963年6月，已经基本形成了杀青前的清样，准备送公安部党组和中宣部、统战部最后敲定。
此信有趣之处在于提出删去“陈毅”其人。检书稿中的陈毅，为张勋复辟时的邮传部侍郎，是个保皇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同名。1964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把这个人名删去了。
陆丹林致溥仪（1964年5月28日）
溥仪先生：
大作《我的前半生》，不只是个人数十年来的自传，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现代的重要政治史料之一，给予研究史事的极大帮助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凡是留心史事的读过此书的都有此感觉。
此书追述六十年来的史事，时段很长，其中自然少不免有些会记忆不够清楚，或是一时难详，或是排字、校对的疏忽，而发生了一些错误。今把我看过此书，觉得需要订正或质疑的地方，附请参阅。希望再为查对，待该书再版时，给予更正，使史料符合事实，想不致以我的话为多事吧。
敬礼
陆丹林
一九六四年五月廿八日
通讯：上海吴淞路407弄22支弄31号
【附记】陆丹林是著名收藏家，也是对民国历史素有研究的掌故轶闻学家。他为《我的前半生》所做工作，并非组织行为，而是这本书1964年3月公开出版前后，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进行的。
1961年2月25日，陆丹林就曾致信群众出版社，为“灰皮本”的史实表述提意见。三年之后五月的这封信，被溥仪转给群众出版社，社方十分重视陆丹林的意见，与之联系；1964年6月28日，陆丹林又致信社方，订正公开出版之《我的前半生》的史实失误。社方在信上批“已改”两字，并于同年6月30日回函答复，感谢“再次提出宝贵意见”。
陆丹林所提意见，涉及到谱牒学、称谓学、职官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补《我的前半生》组织行为审查之阙。检1964年11月《我的前半生》第二次印刷本，陆丹林所提意见几乎全部被采纳，形成了《我的前半生》真正的“定本”。
检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图书原始档案，不知情的普通读者，均把各自对图书的看法寄函予署名作者溥仪，溥仪则转给群众出版社处理。因为，溥仪并未写这本书，这本书“另起炉灶”以后的责任单位是群众出版社，群众出版社承担这本书的撰写与修改的全部责任。虽然社方不宜在《我的前半生》上署名，但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应该针对这本书，给予社方恰当的法律地位。
溥杰致群众出版社（1979年1月27日）
群众出版社负责同志：
我现在很冒昧向您们请求一件事，就是我听说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又将在贵社重版。因为多少年来，不断有中外的亲戚朋友向我要求代觅这部书，在去年中华书局曾经应我的请求允许，我购得十几部，书一到手，现在已无一本存在手里。所以再请求帮我一次忙，拨给我若干册（书价自付）为荷。
此致敬礼。
溥杰
1979.1.27
【附记】爱新觉罗・溥杰是“灰皮本”《我的前半生》的主要执笔人，为《我的前半生》的完成提供了最初的本子。
《我的前半生》在“文革”前印刷发行两次，共六万五千余册。当时公安部领导拟印到十万册就终止。“文革”中，群众出版社被解散，姚艮、于浩成、李文达等人都身陷囹圄，其罪名之一就是出版“大毒草”《我的前半生》。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出版社尚未恢复，20世纪60年代参与《我的前半生》审读活动的两位中华书局的出版家金灿然和李侃，将这本书租型到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群众出版社恢复后，《我的前半生》又回到了它的出生地。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百废待兴之际，群众出版社第三次印刷发行《我的前半生》；一发而不可遏止，三十年来印刷发行了一百八十余万册。
溥杰虽与《我的前半生》有渊源关系，但终其一生都未主张权利，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可嘉可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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