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知识分子往往是从思想层面入手，关注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选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乡村的熟人社会中游离出来，进入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在现代都市中，知识分子具体在哪些场所发生关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具体凭借什么纽带发生聚合和分群的行为？该书各部分的研究显示，近代中国都市知识分子发生公共交往的场所既有传统的戏园、茶馆、赌桌乃至青楼，也有现代的学院、社团、报刊、公园、广场；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既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更有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透露出转型时代的过渡性和复杂性。全书时间跨度从晚清开始，经过五四时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日战争，一直到1949年，对于了解整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颇具参考价值。我们仅摘取两个案例，以管窥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
在《新青年》创刊之初，撰稿人高一涵、刘叔雅、高语罕、潘赞化、胡适、光升等都是主编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另一些人如易白沙、谢无量、刘半农、李大钊、苏曼殊、马君武、吴虞、陶孟和、杨昌济、吴稚晖等人虽非陈独秀的同乡，却大都与陈独秀有过私人关系，不少人还常诗酒酬唱，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多有参与辛亥革命的相似背景，具有接近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样一些纽带使得这群人得以聚集起来，支撑起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份刊物。然而，因作者群局限在与主编陈独秀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上，该刊的公共性不足，在全国影响并不非常大。1917年《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往北大，吸收了北大很多师生加入作者群，《新青年》杂志的公共性大为提高，影响力迅速增大，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这个案例中，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反过来又对知识分子的公共影响力发生了很大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虽然身处偏僻的昆明，但是在国内舆论舞台上却十分活跃。这当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知识分子群体合作的成果。可是，具体而言，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合作的？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形成合作？该书第七章具体描绘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交往的场所：各种社团、同人报刊、民主广场、茶馆、文林堂、树勋巷五号和金鸡巷沙龙。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民主周刊》，后来成为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报，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不能不追问的是，《民主周刊》周围这批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固然，所有同仁都是民盟成员，在政治倾向上他们绝大多数都基本上接受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然而，仅仅如此就足够了吗？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书中所列的一份表中，我们看到：闻一多和闻家驷是同胞兄弟；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曾昭抡、潘大逵、费孝通、吴晗、王赣愚都出身清华；楚图南和冯素陶是云南同乡，李文宜和闻一多兄弟是湖北同乡，潘光旦、费孝通和李公朴是江苏同乡；周新民、宋云彬、张光年、楚图南、冯素陶、李文宜都是共产党员。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纽带是复杂的，多元的，传统与现代扭结在一起，空间与文化交叉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很大的偶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偶然形成的联系纽带却常常先于某些人的价值选择和政治选择，这些选择又反过来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网络。费孝通在回忆自己当初加入民盟时曾说：“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师生、同学、同乡等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往来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
通过这样的角度和方法去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中国近代历史，我们看到的历史图景与以往颇有不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细小而真实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仅有助于填补我们的认识空白，丰富我们眼中的历史画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修正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谬误。这些细小的、偶然的历史细节，并不只是一些细节而已，它们还是一些影响重大的关节点。气象学中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想，人类历史中恐怕也是有蝴蝶效应的吧。把历史中的蝴蝶效应突显出来，大概正是这种研究方法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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