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不足取？
1949年以前三十来年间的中国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由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1949年以后，对它的阐释、研究，就成
尽管并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基本问题真的已穷形尽相，尽管并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核心作家真的已再无阐释的空间，但研究许多人业已研究过的老问题而能有新意，确非易事。最近一二十年来，以发掘“新”的史料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或者说，以发掘“新”的史料的方式“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突出现象。然而，面对一些人的“发掘”与“寻找”，我却常有些别样的想法。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所引用的“邻猫生子”这一洋典故，是我常想到的问题之一。梁启超曾这样转述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之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在历史领域也好，在文学领域也好，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有起码的学术价值，如果某种“史料”仅仅包含邻猫生子一类的信息，那它实际上就只能算伪史料。依据这样的史料做研究，充其量只是告诉我们，邻家的猫是白是黑，是黄是灰，而它产下的那窝崽共有多少只，都是些什么颜色。而这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发掘”出的，有些正是“邻猫生子”式的资料。研究者依据此种资料做出的，无非就是论证邻家的那窝小猫之数量和颜色一类的“学问”而已。当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显得有价值，这类研究者又往往画猫成虎。毕竟，把猫画成虎，并非很难的事。而当“邻猫生子”变成“邻虎生子”时，情形就大不同了。邻家有虎，已属奇闻；虎竟生子，就更是非同寻常之事了。
要举例的话，对现代小报副刊的研究，或许是合适的例子。我们不妨先看看我们今天的小报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小报已满天飞。各省、各市、各县、各行业、各部门，都办有自己的小报，甚至不少宾馆都有自办的小报供人随意取阅。进入市场的小报，全国已难以计数；没有进入市场的小报，就更是恒河沙数了。这些小报，都辟有副刊，都发表散文、诗歌，甚至小说。从理论上说，这些小报副刊，也是今天的文学园地；这些副刊作品，也是今天的文学之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界，并没有人注意这些小报作品，并没有人把批评研究的目光投向这些小报副刊，并没有人认为它们也应该进入批评研究的视野。它们自生自灭着，如果有哪位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者忽发奇想，专将此类小报作品作为批评研究的对象，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出版一部又一部的专著，那不但旁人会觉得可笑，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也会有莫明其妙之感。我们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60年、80年、100年之后，有人把今天的小报作为“学术生长点”，他们从各个角落里，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把尚未泯灭的那些小报找出来，对上面的那些散文、那些诗歌、那些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读，然后再据此报项目、做论文、写专著，并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些小报作品的重要……想象到这一切，我们会油然生出滑稽感。而今天一些研究者对60年前、80年前小报副刊的研究，不正是让那时的人们感到滑稽的事吗？现代小报副刊上的作品，是现代文学之一部分，这当然是铁的事实，然后，这只不过是一种邻猫生子般的事实。这些小报作品，在当时没有起码的可批评性可研究性，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资格。当然，这些小报是否能从新闻史、社会心理史等别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另当别论。
鸳蝴派这类现代通俗小说，也成为现代文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学术生长点”。这方面的资料，不须动锄动锹地“发掘”，拿根小棍随意拨拉着，就会层出不穷。这些东西，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被埋没、被遮蔽。上世纪80年代，有人开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从那时至今，一些研究者对此类东西的评价，大体经历过“三级跳”。在开始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认同夏志清的看法，即认为此类作品并无什么文学价值，但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因为从这些作品里，可看出那时的中国人喜欢做哪些白日梦。进入90年代，逼近世纪末时，他们提出了“两个翅膀论”，即认为此类作品，在文学的意义上，与“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品具有同样的文学价值。“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家只应是现代文学的一只翅膀，而另一只翅膀，则是鸳蝴派作家。进入新世纪，他们又跳了一级，即认为鸳蝴派作品，才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主流，而“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学作家才是旁门左道，才是谬种流传。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怎样跳，把《玉梨魂》、《江湖奇侠传》这类小说都研究成世界文学名著也未可知。如此的跳跃，仍然是画猫成虎的手法。画猫成虎，透露的是研究者的不自信。也许有人会说，鸳蝴派小说曾经发行量那样大，怎么能是猫呢，怎么着也像是一只虎啊！如果鸳蝴派真像是虎，那也是周正龙的“年画虎”。
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些人对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倒真有几分与周正龙对华南虎的发现与拍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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