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特殊教育学校给失明孩子上课，成为专业作家后，常年伏案写作难免会找推拿师按按肩推推背，就跟很多盲人推拿师成了朋友。这个秋天，他推出关于盲人推拿师生活的新长篇《推拿》
记者面前的毕飞宇沐浴在北京秋天的阳光里，在新作中“卸下”心中积累多年的这份“私藏”，他平静而愉快，谈兴甚浓。
读书报：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执教，平日也与很多盲人推拿师打交道，写《推拿》对你而言是“蓄谋已久”吧？
毕飞宇：我承认我是有“预谋”的，但这种“预谋”好像不是我以往写作那样在脑子里先设计一个方案。这个题材我一直想写，但又怕写，迟迟不愿进入这个领域。我的顾虑主要是我和这些盲人推拿师太熟，写这个题材，作品中很可能要用到我和盲人朋友们聊天时的精彩细节，我觉得那样好像把朋友卖掉了，怕对他们有所冒犯。
事实上，《推拿》中大量的细节并没有用上他们和我讲的内容，更多是我把握到盲人按摩师群体的心态后虚构的。不过，有些真实情节我还是写到了《推拿》里，比如“小马”脖子上有个大大的疤，这个情节就源自帮我推拿的一个小伙子脖子上就有个大疤，我问他，为什么脖子上有这么恐怖的疤，他说是小时候失明想自杀，自己乱割的。
读书报：与盲人群体由来已久的缘分似乎对你写《推拿》帮助很大。
毕飞宇：很少有作家有我这么多的盲人朋友。我的盲人朋友太多了，最初我是因为常年写作请他们推拿和他们结识。后来，做推拿成为次要的事情，常常是我结束一天的写作就去找他们，在咖啡馆或酒吧里聊天，或者干脆到推拿院的休息区和他们聊天，有时会聊两三个小时。
可是，自从我开始写《推拿》就不怎么去找他们了，怕他们问我“写到哪里啦”？动笔前我曾约推拿院的十几个盲人朋友一起吃晚饭，听取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建议。我说，你们以前总跟我说要我写写你们，现在我要写了。这时候有个盲人小伙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涉及人性，就无法写盲人。
读书报：既然积累了那么多素材，创作过程很顺利吧？
毕飞宇：2007年末是写得最顺的时候，当时以为要写完了，却发现这个小说找不到结尾。我整天琢磨这个事情，想来想去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把写完的部分又看了一遍，发现小说中间部分的方向写岔了，没法结尾。后来我把中间的五万字拿掉重新写，调整很大。
读书报：完成《推拿》，你对盲人和他们的世界是否有新的认识？
毕飞宇：虽然我反复强调作品对盲人生活的表现要尽可能真实，要像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把盲人生活剥开来呈现，但书中描述的状况和我接触到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我是写小说的，小说有小说的容量和节奏，小说和盲人日常生活差别最大的就是节奏感，盲人生活相对简单，缺乏节奏。
当我在作品中写到一个盲人，会把他的个性呈现出来，而现实生活中，盲人更多在回避个性，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发现他们其实各自性格鲜明，但他们戒备心比较强。我们遇到的盲人，也许他很平静地长大，也许他的处境很不错，但每个盲人的成长史（尤其是内心成长史）都是惊心动魄的。当然我在小说里没有太多涉及每个人物的成长史，而只写到张宗琪和小马的成长，小马是后天失明，张宗琪是先天的，选择这两个点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以说，所有的盲人都是怀疑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怀疑。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类节目――主持人拿个不透明的箱子，让嘉宾伸手进去触摸。你想，仅仅是双手放到未知的世界里，嘉宾的每个指头都会那么怀疑，盲人是把自己的整个身体、整个人生放到他们的未知世界，怎么能够不怀疑？
读书报：你在《推拿》中写盲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叙述视角，这是有意为之？
毕飞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话题。有人问我，是不是对残疾人有怜悯的态度不好？我说，怜悯和同情不只是健全人对残疾人所应该抱有的态度，任何人之间都该有怜悯和同情，关键是如何表达这种情感。和残疾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要体谅他们的尊严感，这个尺度很难拿捏。他们是弱者，但弱者是不愿承认自己是弱者的。
在西方，残疾人出现在大街上，很少有人去帮助他们，这不等于他们得不到关心。我在国外看到好多肢残的人，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驾驶电动车买东西。你能从他们的状态中感觉到那里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整个社会都在帮助、尊重他们，这种帮助不会让他们感到别扭。对残疾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一个好社会，而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
读书报：《推拿》中盲人的爱情始终在寻觅和绝望中进行，既有现实的感情也有浪漫、理想主义的举动，你在生活中接触过的盲人的爱情是怎样的？
毕飞宇：关于盲人的感情问题，我最初认为，盲人嘛，在寻找爱情和配偶的时候更多是相依为命，外貌没那么重要吧？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盲人对另一半的长相之在意令我吃惊。现实和超现实，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在盲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得非常显著。一方面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是居家过日子，另一方面则有些不着边际。
读书报：书中写到先天失明的盲人小时候通过摆弄时钟来认识时间，那一段读起来有些抽象，想必也很难写。
毕飞宇：我写盲人和时间做游戏，是逼出来的，并不是我想那样写。盲人每天枯坐的时间很长，但我不能总写盲人的枯坐。离开具体的行为，小说家是无法工作的。我如何去描述他们呢？必然要多写他们的心理活动。我在想，最好弄一个什么东西陪伴着他。通过跟很多盲人朋友聊天，我发现真正能够长久陪伴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就是时间。我就花了大量篇幅去写盲人和时间之间的游戏。
读书报：《推拿》的情节基本都在推拿中心进行，为什么不多写写盲人们在外面世界的经历？
毕飞宇：最初我想把这部小说的空间全部压缩在一间房子里，让整部小说没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这对我是一种挑战。事实上我做了妥协，因为那样写难度太大。如果一双健康的眼睛也没有，故事的推进就有困难。书中有两双健全人的眼睛是我着重刻画的点，一双是推拿中心前台高唯的眼睛，这双眼睛代表日常生活中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不自觉的伤害，小说中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因为这双眼睛。但我不甘心只有这一双健全人的眼睛，如果这样的话，明眼人的世界对盲人来说岂不是地狱？于是我就借助洗头女小蛮的一双眼睛去写小马的眼睛。整个小说中这两双健康的眼睛可能冒犯了盲人的生活，又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既是妨碍又是温暖。
读书报：在“都红”的成长过程中，她的老师曾说，“什么是特殊教育，啊？特殊教育一定要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你对我国特殊教育的现状怎么看？
毕飞宇：我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让残疾人挑战自我，很多时候这毫无意义。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出这个事实，教育者很多时候并未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去考虑教育，他们会把受教育者当成自己的一个作品，用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想法。
读书报：书的结尾，有的人物以悲剧收场，有的人物命运悬而未决，也许这样的人生更加符合现实，你这么写是否感到有些残酷？
毕飞宇：其实在我的作品中，《推拿》可能是最温暖的。像最后的“夜宴”，推拿中心的盲人聚在一起。前面我说到这部作品写到后来无法结尾，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渴望安排一个温暖的、所有盲人手拉手的场景，但要顺理成章。我给我太太的姐姐打电话，她是医生，我向她询问一些医学知识，我问她，一个人如果吐血应该怎么办？她说，这有些麻烦，我会建议他去手术室。（眼睛一亮，拍手）太好了，我一下子找到了结尾。对于一群盲人来说，从抢救室到手术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手拉手走过去。他们手拉手上楼的那一幕，我写得特别感动。
读书报：是否考虑出版《推拿》的盲文版或者有声版？
毕飞宇：还没有具体计划呢，但在考虑做。盲文版和有声版我都想做，我更希望推出盲文版。盲人是很爱阅读的，依靠盲人读者手指的触觉把这部小说的信息传递给他们，我觉得是很温情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