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只有满足这些大款的恋爱游戏的欲望，才能生活下去。 一旦做不到这些，就会失去一切。和一个无法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做出痴情迷恋的娇态
，无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增田小夜忍受不住这种折磨，投河自杀，但被人救起。
这一年增田小夜才20岁。
一个20岁的人竟有两次自杀经历，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艺伎在社会剧变中虽然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摆脱了贱民的身份，但是艺伎并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相反，在社会舆论上，对于艺伎的歧视却逐渐加深。
尽管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每筵必召艺伎，但在报刊书籍上却装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称艺伎为丑业妇、贱业妇。
正式的艺伎不同于娼妓，但终究是出卖尊严出卖感情的职业，为现代社会伦理所不容。
在明治维新以前，艺伎似乎更类于娱乐演艺业，当时的娱乐演艺业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也没有受到过多的歧视。
就像西方人在幕府末期所见到的那样，花魁游行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万人空巷。
明治维新以后社会上对艺伎的歧视，一方面是许多艺伎沦落为娼妓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现代的伦理观对日本的影响。
明治时代，日本人把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学习西方亦步亦趋，凡是西方人认为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务去之而后快，凡是西方人赞美的则顶礼膜拜，奉若神明。
日本当时的混浴习俗、道祖神崇拜，因为受到西方人的耻笑而被政府严令禁止。
而西方人却对艺伎赞不绝口，于是艺伎就成了日本特有的国宝，甚至被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
实际上这本身是西方人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在基督教文化中看不起卖淫业，而来到日本的西方人却又屡屡为艺伎所倾倒，这种矛盾的态度也影响了日本。
在进入近代社会，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艺伎一方面不得不出卖尊严，满足上等富有阶层的需要，同时在道义上又受到上等阶层的鄙视，她们受到了双重的侮辱。
艺伎的苦难从被卖到艺伎馆那一天就开始了。
她们通常在10岁左右被卖到艺伎馆，先做学徒。
这些学徒艺伎要承担艺伎馆所有的家务杂事，就像奴仆一样。
最可怕的是艺伎馆的老板娘，对于这些还不能挣钱的学徒艺伎，打骂是家常便饭。
美国作家阿瑟・高顿写的传记小说《艺伎回忆录》中，艺伎小百合年仅12岁就被卖到艺伎馆，忍受不了老板娘的虐待，在一天夜里爬墙从屋顶逃跑，跌倒在地手臂骨折，被抓回去后又惨遭毒打，受尽折磨。
还有一个艺伎增田小夜，在1957年出版了自传《艺者》，真实记录了她艺伎生涯的苦难。
增田小夜从小被父母抛弃，在地主家当小保姆。
12岁那年被卖到艺伎馆做学徒。
一次，看见艺伎馆的老板娘残忍地折磨一个绰号叫“骨牌”的艺伎，用烙铁烫“骨牌”的脚，增田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抱住老板娘，被老板娘一脚从楼上踢到楼下，腿骨骨折。
老板娘又不肯出医疗费，增田只能在慈善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骨牌”后来不堪折磨，决意自杀，又放心不下增田，最后到医院背了增田一起去卧轨。
当时增田才12岁，“骨牌”也只有18岁。
年幼的增田听到火车声音，忽然害怕起来，“骨牌”最终没能忍心让增田一起去死，两人总算摆脱了死神的阴影。
然而，活下去的日子也不好过。
等待着她们的是无休止的陪客作乐，为艺伎馆的老板娘挣钱。
增田在14岁的时候成了“半玉”，即舞伎，开始奔走于各茶屋，为客人表演。
在20世纪30年代，舞伎表演一次收入大约为30日元到50日元，当时1升米才2角，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全部归艺伎馆的老板娘，就这样通常要给艺伎馆干上10年，到期以后一般还要义务干1年作为答谢，然后才能获得自由。
半玉除了受到客人的戏弄外，往往还要受到其他艺伎的排挤。
对于艺伎来说，新出现的半玉就是新的竞争对手，乘其尚未老练成熟的时候败坏她的名声，使她今后无法在这一行业立足，就能减少一分潜在的威胁。
在《艺伎回忆录》中，小百合初出茅庐，刚当上半玉的时候，同一艺伎馆的艺伎初雪处处和她为难，几乎使她无法生存。
后来小百合在著名艺伎真美羽的帮助下，设计作弄初雪，最后把初雪逼得终日酗酒，几乎精神失常，被赶出艺伎馆，沦落为娼妓。
小百合的传记小说或许还有一些创作的成分，但是增田的真实回忆中，也叙述了类似的情景。
在宴席上艺伎们故意让她反复跳浅川舞。
浅川舞表演的是涉水过河的情景，舞蹈时要撩起长裙，因为增田的腿上曾经骨折留下了伤疤，跳浅川舞就会显露出疤痕。
面对这种种的屈辱，增田学会的是逆来顺受，“别人说我是傻瓜，我就像傻瓜那样，不管什么事都不露声色，决不反抗别人，决不说不愉快的事，找些别人高兴的事说。”
在常人看来美貌温顺的艺伎，实际上忍受着令人难以想像的痛苦。
艺伎最大的痛苦，是牺牲自己的感情，无法拥有真正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舞伎到16岁左右就成为正式艺伎，这时老板娘为了赚钱，就开始物色艺伎的“水扬相公”，出卖艺伎的初夜权。
在这里艺伎本身的意愿是完全不被考虑的，只是老板娘和相公之间的金钱交易。
水扬以后，艺伎就必须去勾引客人成为自己的相公，艺伎没有相公意味着生活没有保障，就会被其他艺伎所看不起。
当然相公和艺伎之间基本上是金钱关系，谈不上感情的结合，艺伎无法选择相公，而相公可以随时抛弃艺伎。
而且艺伎决不允许有自己的恋人，如果发现艺伎有自己的恋人，就会遭到老板娘的毒打，甚至会被卖到妓院。
老板娘是把艺伎的感情作为商品出卖的，不允许艺伎自己保留一丝一毫。
就是艺伎被赎身成为别人的妻妾，也还是金钱交易。
有时艺伎偷偷地有了情人，但在当时也往往会遭到情人的愚弄和羞辱。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价值观的深入，社会上贞操观念的普及，艺伎就更为人看不起，艺伎成了感情的玩物，很少有人会真正对艺伎产生感情。
在增田小夜的回忆中，有个叫小月的艺伎，听信了一个绰号叫“匹客”的人的花言巧语，以为匹客真的会为她赎身并娶她为妻，就不惜私下委身于他。
后来小月怀孕后，希望匹客能赎她出去，正式成婚。
而匹客对小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艺伎能说清怀的是谁的孩子?”
小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自杀身亡。
一句话就断送了一个痴情艺伎的人生。
对艺伎来说，所谓感情只是能够赎身脱离苦海，她们没有平等相爱的权利。
增田小夜自己在当了3年艺伎后，被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赎身，成了这个小头目的第三房小老婆。
然而增田对这个小头目没有任何感情。
后来增田在厂里遇见了一个青年，双方有了真正的感情，但是增田一直不敢告诉对方自己曾经当过艺伎的经历，最后增田不得不主动躲避对方，了结了这段情分。
她害怕的是一旦当过艺伎的事被发现，难免会遭到被抛弃的耻辱。
在那个时候，艺伎没有爱的权利，也没有被爱的权利。
虽然也有一些豪门富贵愿意为她们花大钱，但也只是把她们当做玩物而已。
艺伎只有满足这些大款的恋爱游戏的欲望，才能生活下去。
一旦做不到这些，就会失去一切。和一个无法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做出痴情迷恋的娇态，无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增田小夜忍受不住这种折磨，投河自杀，但被人救起。
这一年增田小夜才20岁。
一个20岁的人竟有两次自杀经历，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由于自杀事件，增田被她的男人抛弃，从此失去了生活来源。
增田没有上过学，除了艺伎的歌舞以外别无所长，无法找工作养活自己，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磨难。
但是尽管如此，增田再也没有重新回去当艺伎，艺伎的生涯在增田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增田小夜靠自学只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在32岁的时候写下了艺伎生涯的回忆。
她所写的一切，没有刻意制造的故事情节，没有文学性的修饰。
可能正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她的回忆就特别的真实，甚至艺伎如何勾引客人欺骗客人，她也如实记录下来。
为了能够多赚钱，多得小费，能够在艺伎馆中少受老板娘的欺凌，她从小就学会如何取悦别人。
当客人没有注意到她时，她就久久地注视客人，而客人一旦发现时，就装作害羞的样子低下头。
如果客人要买东西给她，就像小孩一样的高兴，让客人买些巧克力糖果，这样的东西不花费什么钱，又能使客人的自尊得到满足。比起其他人所写的艺伎，她的回忆更真实反映了艺伎的内心世界和艺伎的痛苦。
一般人只看到艺伎的美艳温柔，或者是津津乐道狎妓宴游的快感，或者是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说教，很少能真正深入艺伎的内心。
增田小夜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现象，战前当艺伎的大都是穷苦出身，即使少数艺伎能周旋于上层社会，不愁吃穿，她们也同样没有人格的尊严，同样经受内心的痛苦和感情的折磨。
（本文摘自《日本文化探秘：艺伎》，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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