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萨斯写作该书时，英国人口是800万，而
自马尔萨斯以来，已有大量的并引起人们恐慌的关于资源枯竭的论断。19世纪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杰冯斯（Stanley Jeavons）预测，由于煤矿被采光，工业革命将戛然停顿下来。然而，他并未预见到其他种类能源的出现。到了1962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其著名的报告《增长的限制》（The Limits to Growth），其中关于其他自然资源的说法与杰冯斯的如出一辙。该报告还有一个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资源枯竭的估计时间。现在，那些被估计的时间早就过去了。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被世界末日预言搞得心神不宁，于是就与著名的末日“预言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资源稀缺的真实性方面打了个赌。他们编制了一个价值1000美元的自然资源概念组，并商定在10年后，若组内的资源价格超过1000美元（即表明稀缺），朱利安则付给埃利希这个差价。等到1990年这场打赌要兑现结果时，组内的资源价格降到了424美元。
在那之前，我与朱利安合作管理一个叫做“人口与经济委员会”（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的组织。该组织宣称：人口增长根本不用害怕。朱利安的观点是，若建立了合适的政治组织，让人们各尽所能，那么更多的人口就等于更高的生活水平，因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少的单位费用以及更高水平的消费。资源将永远不会枯竭。更有甚者，朱利安对因高出生率或因移民而带来的人口增长并不作区分。他相信一种完全的边界开放政策。
如果我说我已不像过去那样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立场，希望这不至于引起他已逝灵魂的任何不安。在我看来，因父母决定生养一个大家庭而引起的人口增长，与1997年以来发生在英国这样的因基本上不予控制的大规模移民而带来的人口增长，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父母生养孩子时，这确实对资源造成了压力，但这些压力主要是落在了父母的身上。父母们会非常清楚自己生养并把爱给予多少个孩子的能力。
英国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发生在19世纪。当时，科学的进步、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市场的打开给予了每一个人――尤其是穷人――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英国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状况同样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然而，父母是根据各自对社会的看法来决定家庭规模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规模也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发现不必为了确保有两个孩子活下来而需要10个孩子时，他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就减少了。再说，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人口很多时，就选择了维持一个更小的家庭。
虽然英国总体的人口数量在持续增长，但其出生率至今已连续30年低于自然更新的水平。此前，这是由于与日俱增的寿命，但目前这种增长主要是由前所未有的移民数量带来的。
根据欧盟调查局（Eurostat）的预测，到了2060年英国将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达7700万人。这个局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非令人振奋，因为这种增长据估计将几乎全部来自于移民。整个整个的大家庭从其他国家搬迁过来，伴随着的还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及更高的出生率。
所有这一切导致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对社会基础设施――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的压力。这个福利国家已在各个方面承受着压力，而其大部分是来自于移民。英国时事杂志《前景》（Prospect）的主编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认为，大量移民给工党提出的问题是，它触犯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公平意识，因为这些新来者吸收了诸多的利益，而他们对此从未作出过贡献，于是福利国家政策正在失去支持。移民对经济带来的益处很难量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你是从望远镜的哪一端来观察问题的。如果你要雇佣便宜的劳动力，大量移民是个好政策。如果你正在从事或任职的是一种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那移民就会对你带来损害，因为它将导致工资水平的降低。
由于朱利安・西蒙去世于911发生之前的1998年，他当时没有机会面对另一个问题，即自由社会的生存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生活在这个国家但并不认同其最基本价值观人们的威胁。并非所有的移民团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有些团体对经济的贡献要大于他们的索取，而另外一些就不是这样。不过，甚至在面临诸如此类的挑战之时，我也觉得朱利安・西蒙肯定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他总是充满着乐观精神，从不会对人类的精神能战胜所有障碍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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