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一版，29.00元
我读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其中“听杨绛谈往事”的部分，即
除此之外，其他内容似乎就与《听杨绛谈往事》的书名不大对得上号。譬如对杨绛著译的概述和评论，显然不会出自杨绛自己之口。而更多写作“阿季”或“杨先生”如何如何的有关“往事”的叙述，也与“听杨绛谈”不相符合。也许叫《杨绛传》更其恰切。尽管杨绛说“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还给题写了书名。当然书名未必非得确当，这方面亦有先例，如《列宁回忆录》即系克鲁普斯卡娅而非列宁所著，《鲁迅回忆录》则系许广平而非鲁迅所著。
问题在于“听杨绛谈往事”之外的往事，杨绛多半已经谈过了。杨绛的散文多为回忆之作，除成本的《干校六记》、《我们仨》外，《将饮茶》中有《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和《丙午丁未年纪事》，《杂写与杂忆》中有“忆旧”二十篇，《杨绛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又有《怀念石华父》、《怀念陈衡哲》、《我在启明上学》等八篇，第八卷中有《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文集》未收的还有《“掺沙子”到逃亡》。倘若将这些篇章按照内容所涉时间排列，作者几乎“谈”了自己一生的“往事”。也就是说，在《听杨绛谈往事》面世之前，已经有这么一本“书”了，个别空缺之处，《听杨绛谈往事》里的问答有所弥补。而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拾遗补阙。
这大概是写《听杨绛谈往事》的困难之处――假如作者不曾“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倒要好些，完全可以避开杨绛讲过的内容。不过换个角度，这又是容易之处。类似这种传主自己或相关人士所著回忆录构成以后传记写作主要甚至唯一材料来源的情况，其实常见。譬如写周作人传，有《知堂回想录》在那儿；写张爱玲传，有她自己的《私语》、《烬余录》等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在那儿。在我看来，写传记时对此最好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引用，如有可能则另取其他材料，予以补充订正。玛格丽特・莱恩著The Bronte Story:a reconsideration of Mrs Gaskell's Life of Charlotte Bronte（中译本题为《勃朗特三姐妹》）“不能不大量引用”盖斯凯尔夫人所著《夏洛蒂・勃朗特传》，作者说：“无论如何，在叙述中不断使用引号会使读者厌烦，所以，我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就是在引用盖斯凯尔夫人的原文时留下较宽的边白，同时采用了较易识别的标记。”亦可效仿。而现在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则是改用间接引语，甚至根本不注明出处，直接把人家原来所写改成自己的文字。这本《听杨绛谈往事》涉及相关内容时也是如此，尽管得到了传主的同意。
这种“改写”虽然容易，效果却未必好，尤其所改的是杨绛这样不世出的散文大家的文字。在《杂忆与杂写・自序》中，杨绛说自己写的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换个说法，也就是“即”与“离”罢，她对此把握得极有分寸，叙述、描写之际，十分自如地调整回忆者与回忆对象之间的距离。这一距离由流逝的时间和一己的阅历所造成。她并不放弃自己现在的立场，无意完全回到过去，贯穿她笔下的是一种静观的态度。这里杨绛坚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也便于她对情绪和距离的把握与调整：见是我见，感是我感，自是可详可略，可即可离。杨绛那准确、朴素和精炼的语言，又使她得心应手。这一切是相辅相成的，缺了任何一样――譬如她的态度、她的把握或她的文字功力――都不行。
说老实话，这些恐怕都是《听杨绛谈往事》的作者所欠缺的。换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更凸显了其弱点。这一叙述方式便于“离”而不便于“即”，欲“即”则反“离”，不具间离效果，却显得生分、造作。不妨举例说明。其一，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有云：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此事在《听杨绛谈往事》“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一章中写作：
“一九三四年暑假，阿季照例回家，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爸爸和阿季对坐闲话。爸爸说：‘阿季，爸爸最近闹了一个笑话。’阿季听爸爸说话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爸爸一次出庭，突然说不出话来。全院静静地等呀等，爸爸只是不开口，法院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中风吗？阿季心里一沉：爸爸久患高血压，居高不下，脑梗或脑出血都可能导致失语！阿季伤心极了，泪承于睫，忙用双手捂住脸，生怕掉下泪来。”
其二，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有云：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驳陆离的磁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磁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磁坑和磁盆原是上好的白磁制成，铲刮掉多年积垢，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上的拉链都没一点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的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听杨绛谈往事》“体味人性”一章写作：
“杨绛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被‘揪出来’的，对她的劳动惩罚是收拾办公楼的两件女厕所。杨绛不以为忤，自己置办了小刀、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就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十天，原先污秽不堪的厕所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斑驳陆离的瓷坑及垢污重重的洗手盆，铲刮掉多年积垢，擦洗得雪白锃亮。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儿。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
两相比较，内容区别不大，文字更动无多，效果却相去甚远。前一例中，杨绛写到自己当下心理和动作的反应，层层递进，处处到位；《听杨绛谈往事》所增添的“阿季心里一沉：爸爸久患高血压，居高不下，脑梗或脑出血都可能导致失语”和“阿季伤心极了”，不仅无甚意义，反有破坏语境之嫌。后一例中，杨绛本有反讽和自嘲之意；《听杨绛谈往事》则表面化、简单化了，增添的“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未免拙劣。前者失于太“离”，后者失于不“离”。类似之处，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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