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
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造。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在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空间创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
谢晋和我一样，是个“主题先行”者，这也常常被人诟病。其实，“主题先行”与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都能出好作品。具有历史使命感，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的艺术家，其感觉总是引导他不由己地就选择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有关的题材，即通常所谓的“重大题材”。当然，“重大题材”并非写“大人物”或大场面，鸦片战争是重大题材，在农村老汉和一条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这类艺术家的“主题先行”，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跟着感觉走”。谢晋在他从影5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在《拉贝日记》之后，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出来。他这艺术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与狗》的电影的原因。
如连续放映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从题材到题材产生的环境，都能与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谢晋的电影不仅有“气”、有“神”，还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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