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月份，北京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路上畅通不少。待限行措施一解除，北京城迅捷回到了疯狂堵车的状态，让人一下子很难适应。――书业的状况与此类似：有一段时间，书店里几乎没有新书上架；进入十月，新书井喷，戊戌变法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相关著述不可胜数，但囿于历史上各方说法矛盾冲突，史料有所欠缺，关于这段历史，仍有众多谜团有待破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最近出版《1898年中国故事》，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和对旧材料的重新解读，重新讲述了这段历史。关于慈禧对变法的态度，关于“衣带诏”之谜，作者都有新说法，值得重视。旅英学者陈志让先生出版于1979年的《军绅政权》是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该书提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军绅政权既无力捍卫中国的主权，也阻挠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真正计划的现代化的工作在1949年才真正开始”。作者的结论或可商榷，但其思考方式应该是有启发性的。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中国与达尔文》从书名来看，像是一本科学史著作，但事实上并不尽然。该书强调指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基本上被从原有的科学或者说博物学传统中剥离了。实际上，作者探讨的是，“进化”、“进步”的观念，“优胜劣汰”的观念（可纳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范畴）是如何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并进而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与前一段时间广受关注的《民国采访战》一样，《在中国二十五年》也是一位美籍记者记录民国时期在中国的生活及其所见所闻的回忆录，写得生动可读。法国汉学家艾田蒲教授的《中国之欧洲》详尽梳理了数百年来中国的欧洲的影响，为西方重塑了中国形象：既非伏尔泰式的神奇的理想国，也非欧洲中心论曲解的中国。
十月，照例会有一番诺奖引发的热闹和喧嚣。书界最关注的当然是文学奖，但今年，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在书中，克鲁格曼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到“大萧条”，从罗斯福新政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警醒世人关切贫富悬殊的问题，把对平等、公正的追求置于中心位置。表面上看，克鲁格曼的话卑之无甚高论，但问题在于，有些常识性的道理却最容易被人们忘在脑后。《美国通史》是一本关于美国历史的经典教材，兼具严谨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由法国年鉴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主编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最近出齐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有则评论也令人喜欢：“虽然他们深入的是这样具体的私人生活领域，但背后支持他们的那股动力却是如此强大的公共精神。‘私人’关心的往往只是自己，而关心‘私人生活’的人往往富有公共关怀。”
2008年是原创文学极其惨淡的一年，现在已可以下结论，还是说说外国文学吧。《万有引力之虹》被一些人认为是“20世纪后五十年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并被人拿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称。与后者一样，《万有引力之虹》也非常难读，该书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由许多零散插曲和作者似是而非的议论构成，内容包括现代物理、火箭工程、高等数学、性心理学、变态性爱等等。《尤利西斯》在中国卖了15万册，堪称奇迹，《万有引力之虹》恐怕就不会那么幸运了，但无论如何，此书的翻译出版称得上是一个事件。《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读者量同样有限，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在此也不得不记上一笔。最后向大家特别推荐英国著名文学编辑汤姆・麦奇勒的自传《出版人》。一个出版人的传记凭什么要关注？凭他旗下的11位作家先后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凭他发起创办了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布克奖；凭他在书中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令人咋舌的作者名单：加西亚・马尔克斯、加尔巴斯・略萨、多丽丝・莱辛、菲利普・罗斯、约瑟夫・海勒、库特・冯内古特、托马斯・品钦、伊恩・麦克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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