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我”这样一位年近九十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妻子，讲述了一个丛林弱小民族百年的生活史。我以为小说的意义首先是人类学的，是一个纸上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鄂温克族以放养驯鹿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流转，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与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过度依赖自然节候的世界，这是一个泛神的世界，是一个到处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生死轮回、周而复始的世界，是一个朴素、简单、美丽而忧伤的世界。这样的生活当然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捷的文明进程，所以，当后者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破坏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领地时，动摇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与精神世界。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两代人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取舍，老一辈人始终不习惯走出森林的定居生活，森林、溪流、驯鹿与星空是他们灵魂得以安息的地方，而年轻一代则越来越认同外面的世界，现代的生活方式、文明、教育以及眼花缭乱的商品都使他们心驰神往。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鄂温克族，而是被无数史实证明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这一进程曾经在现代化的阐释框架下被冠以进步的标签。只有到当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意义才被人们意识到，从基因到生活方式，再到精神价值，不同民族的独特性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逐渐被阐发并进而在实践上予以倡导，但为时已晚。当人们惊呼生物物种迅速消亡时，人类本身的种群也在迅速衰减。正如保护生物多样的最佳方式是使其回到它们原初的生态一样，人类前文明种群的延续如果使其脱离原有的生活领域与生活方式，即使在人口与福利政策上给予再多的优惠也于事无补。迟子建对此的思考已非一日，已经有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只是一直未找到一个叙述的支点，用她的话说，当她知道鄂温克结束迁徙开始定居却遭遇尴尬时，她才得到了“种子”，并长成了这部长篇。
如果仅从这样的层面去想象《额尔古纳河右岸》会以为它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必定有编年式的铜浇铁铸的叙事骨架，有案有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议论风生的哲理思考，其实不然。迟子建对历史的书写采用的是另一种路径，是一种日常叙事方式，一种轻逸灵动的风格。这可能与她的历史观有关，“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按人类学家的说法，迟子建走的是“小传统”的路子。她从鄂温克人生活的细部入手，从部落的普通人入手，深入到他们日常生命活动的肌理中，以部落和个体的命运作为叙事动力，从而将这个民族生存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胞都摄入笔下，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从生活资料的获取到风俗的禁忌，使民族的整体存在如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虽然迟子建在作品中给出了这个民族百年历史中的许多人类史的重大事件，如异族入侵，如文化大革命，但是并不是叙述的重点，更不能认为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有本质性的影响，这使得作品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种叙述的稳定性，这样的焦距让读者将眼光停留在鲜活而丰沛的细节上，从而在感性层面获得对这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身临其境的体认。
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可以厚重的作品被迟子建演绎成了“一支苍凉的长歌”，成了一首抒情诗。一如迟子建的其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诗意之美。这种美首先来自于作家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虽然不乏理性，但抑制不住的忧伤使得作品通篇被一种感伤的气氛所笼罩，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其次，这种美来自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对鄂温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小说中林克、达玛拉、达西、拉吉达、瓦加罗、哈谢、妮浩等人物身上无不体现了朴素、耿直、智慧、善良与温情，正是这些人性之光使得作品通体透亮，而通过萨满宗教生活的描写则时时让人如临澄明之境，沐浴天国的神光。再次是作品的叙事方式与如诗如画的语言，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老了。”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小说的调子，如同应和着自然与神灵的古歌。作品分为四个部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正像作家本人所追求的，它们构成了交响乐的四个乐章，或单纯清新、悠扬浪漫，或沉静舒缓、端庄雄浑，或如急风暴雨、斑驳杂响，或和谐安恬，充满悠远的憧憬、缅怀与慰藉，更不用说那些如鲜花般遍布全篇的意象与隐喻，如额尔古纳河水一样清冽的语言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份备忘，是一种沉思，是深情的回望与凭吊，也是迟子建的又一次唯美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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