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专业少儿社厉兵秣马，纷纷抢占原创儿童文学资源，就连少儿社之外的成人读物出版社、教育社、专业社等诸多“豪杰”，早已跃跃欲试，伺机而动。
然而，今天的儿童文学原创与出版之图景，可以用“纷繁”一词来形容。儿童文学理论家、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用“乏力”一词来形容言说的困境，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文学现象太复杂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儿童文学：原创与出版”研讨会在安徽举行，汇聚了儿童文学知名理论家和秦文君、汤素兰、张品成、伍美珍、殷建灵、郁雨君等数十位儿童文学名作家。这也是上市企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由此可见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雄心，在低幼场站稳脚跟后，挥师动漫，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儿童文学市场――借助专家学者以及作家资源，理清近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不甚清晰的发展脉络，正是为了照亮前行道路，当然，其联谊性质也不言而喻。据安少社社长刘玉英透露，至少在今后的三年中，安少社每年将有千万资金投向儿童文学出版。“三年时间，安少社力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重镇。”刘玉英立下铮铮豪言。
“成就论”与“迷茫说”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说。同样，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专家学者们对当下的儿童文学原创与出版的评价。
“儿童文学的发展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期。”高洪波如是判断。“儿童文学界涌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并与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的中年作家，共同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幼儿文学、童话、散文、纪实文学、儿童诗、科学文艺等儿童文学的各个门类质量不断提高，数量日益丰富。”高洪波说。
如何评价、如何看待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表示，“喜见多元共存的少儿出版格局”。他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影响文学，而文学又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对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时代自由、宽容的程度，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代为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太好的机遇，我感觉，多元共存、百鸟合鸣才是常态。”
在王泉根看来，童书出版多元共存的特征之一，就表现在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齐头并进。何谓“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呢？“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是‘18岁以下的任何人’。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的具体接受对象实际上是包括了从3至6岁的学龄前的幼儿到16、17岁的‘准青年’，他们的身体特征、心理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完全不一样。某一年龄段会喜欢看图画书，某一年龄段喜欢看文字简单的图书，某一年龄段就要看《白痴》、《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所以，我认为儿童文学应该分为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层次。”
王泉根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出版界，尤其是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异军突起，“现在出版界大量出版的就是给小学生看的读物”。同时，他认为，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中，类型化与精品化、幻想性与现实性、原创与整合的互补，也体现这种“多元共存”的特征。
与“成就论”相对应的，则是“失语说”。“就像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要对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做出描述和概括，越来越乏力。其原因的复杂让评论在失语的同时，也造成了话语的冲撞。”方卫平如是说。
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为本报撰述的《新世纪以来原创儿童文学两大走向》一文中，他曾经提到“分化”一词，而此次，他则呼吁“标准的建立”。“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图画书从一般幼儿文学中分化出来；儿童文学分化出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通俗（大众）儿童文学从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中分化出来。我认为，这样的‘分化’是一种多元的、均衡的发展状态，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对通俗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朱自强认为，评价通俗儿童文学不能用纯艺术的标准，呼吁儿童文学批评界迅速建立通俗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然后才能评价复杂多元的儿童文学创作现象，否则，“确实会出现茫然的情况”。至于可操作的路径，他提出，可以参考成熟的通俗儿童文学作品，比如日本山中恒的作品，用它们达到的通俗文学的艺术水准与我们现在很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做一个比较，看看是否能比出高下。“通俗儿童文学也有一流二流三流之分，在评价时也要划分清楚。”
“我们的原创确实已经达到高峰了吗？”方卫平提出，在对原创言说和评价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批判性的思考，他还拿了几本国内儿童文学界的顶尖作品进行了艺术分析，认为皆有可商榷之处。
“对今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来说，我们事实上还在一个较低的美学平台上徘徊”。方卫平认为，首先是思想的缺席。“国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中，例如，《大海的尽头在哪里》表现的是人类对于世界和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思考；《亨利徒步旅行记》揭示了人生目的和人生过程之间的微妙联系；《我的爸爸焦尼》展现的是单亲家庭父子之间永远无法割断的挚爱亲情。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思考方面，在对人情和人性的艺术揭示上，在对某些特殊题材领域如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思考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或缺乏洞察力。”
其次，是美学的乏力。“一是童趣的缺乏。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是比较缺乏那种纯正、自然、巧妙、富有丰富表现力的童趣和幽默感。许多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很用心，甚至是很用力地制造童趣和笑料，但是效果却既不自然，也缺乏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艺术力量。”其二，他认为是巧思的缺乏。能否借助一个看似浅显而又玄机无限的故事，来表现作家的基本文学运思，是检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艺术才情和智慧高下的重要方面。其三，则是细节的缺乏。“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自然并不缺乏细节的运用，但是，我们却不常看到那种新颖独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呈现。”方卫平说。
当儿童文学遭遇产业化的出版
其实，方卫平所说的“失语”与“冲撞”，更多的涵义是指一个产业化时代挟裹的儿童文学创作。
“中国的儿童文学出版越来越产业化。如果把儿童文学出版放到产业的环境里谈，就会面临经济利益与社会良知的选择的问题。是不是只要能卖钱，就什么都能出？现在的童书出版，确实存在质量低下、甚至有严重思想问题的作品大行其道的现象。”朱自强说。
“以前，我看到一些品位不高的书出得很多，心里很着急，总想说服出版社尽量少出这样的书，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种劝说是毫无意义的。出版社现在是一个企业，要一个企业看到能挣钱的书而不出，那是不可能的。资本本身就是要扩张的。”评论家刘绪源如是言道。但他还是希望，出版社还是能够同时出版赚钱的图书和文化积累的图书，出版一种对人有终身震撼的图书，这对出版社而言，才是无上光荣之事，这样的出版社会被永远地写在出版的历史上。
“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你们就是批评家，应该有选书的眼光，未来的出版景象，全都捏在你的手里。你的手要紧一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梅子涵同时提出，要把对编辑的感觉和艺术修养的培训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现在有些编辑，虽然每天都在工作，但不是一个阅读者、学习者，眼光甚至还不如一些民间的阅读爱好者。试问，这样的编辑编出来的书，又怎么能够满足民间的阅读者的阅读需要呢？”梅子涵问。
就童书的写作和出版，刘绪源认为出现了明显转折。原来的童书出版就是为了孩子写作，很纯粹，但明显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发生后，纯畅销的童书出现了。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种明显的转折，实是和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的兴盛相伴相生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音像制品、甚至MTV等，是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创造和开辟文化市场，以公司规模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销售、以及尽快获取利润的文化形式（经济行为？）。
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这种文化生产具有鲜明的商品性，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商业行为。也正是这种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形式，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事实上，在童书出版领域，这种消费生产的出现还是相对滞后的；但当它一出现，便以燎原之势燃遍中国。在笔者看来，也正是因为这种消费生产模式被引入进童书生产领域，使得近几年来的少儿图书市场呈现了高位增长。
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是沉浸在这样的畅销读物的故事中认识生活，在其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价值观念的时候，还是期冀评论界在批评的时候也有建构，为儿童文学的畅销读物（通俗读物、类型写作等）建立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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