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总是要同教育出版社打交道。作为在福建省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教师，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自上世纪的50年代末期，主要是为该社所出版的《福建教育》写文章，但让我真正了解福建出版社的工作作风的是文革后的1984年，我所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
1983年底，
《高等教育学》的稿本多次修改并印出两次油印稿，经过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内部试用和通过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组织的征求意见会，进行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口头答应在该社出版。因为油印稿已在内部流传并被有的高校翻印作为内部学习讲义，为了避免未定稿的广泛流传，急需正式出版。但按当时的出版程序和印刷时间，一般书籍送交出版社之后要两年左右才能出版。这时我找到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蔡尔鸿先生，征询是否可以尽快出版。蔡先生经过与社领导沟通之后，答应在半年内出书。在1984年7月，就印刷了40500册正式出版该书上册（下册由于交稿较迟，1985年才出版）。为尊重人民教育出版社口头承诺在前，这部著作破例以两个出版社的名义共同出版，并在排列顺序上让人民出版社列为第一出版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急作者之所急，高效率、持宽容的态度，给我深刻的印象。这部专书出版之后，连续获得了第一届吴玉章教育学奖、全国首届高等学校教材评奖一等奖和福建省的图书出版奖等，此是后话。
此后，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组织、鼓励之下，我们厦大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该社出版了数十本教育著作，包括1995年我和王伟廉所编的另一部《高等教育学》。这些著作不少是在福建教育出版社提出建议，我们承接课题、组织研究、成书出版的。由此我也悟出一个道理，作为专业出版社，不仅仅是承接出书任务，而且是最有力的科研工作组织者。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全面掌握需要研究的课题，深入了解各研究机构的特点、专长，通过约稿方式，与作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确定研究课题与出版计划，经常给予关心和支持。其组织作用，往往比一般程序复杂、干涉过多的研究课题申报、论证、检查、结题较为灵活而且贴近研究者专长与社会需求的实际。福建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也做得较为出色，对教育研究工作起了组织和鼓励的作用。
以上是我亲历的两点感受，借此五十周年社庆的机会，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原来业绩的基础上，更创佳绩。
潘懋元 著名教授，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
200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