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近年东亚出版同业交流渐趋活跃但仍嫌迟滞的大背景下，由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文、学术图书出版机构的出版人及编辑们共同组织了“东亚出版人会议”，从2005年东京会议为发端，到前不久的首尔会议，已是东亚出版人的第七次聚首。来自中国内地、港、台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人与东道主韩国的同行就出版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各自的甘苦得失展开深入交流，具体出版个案的陈述及其引发的评论、探讨凸显出东亚出版业的人文精神，仿佛几簇人文之火温暖着深秋凉意中的东亚出版业。
作为“东亚出版人会议”发起人之一，日本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虽然已离开一线出版工作，头发花白的他一涉及出版话题，特别是提到自己为之付出将近40年心血的“岩波新书”，激动依旧。可别小看他手中展示的薄薄一册口袋本的小书―――“岩波新书”，从1938年11月到现在，这一丛书的出版形态、开本及装帧风格连同“响应时代需要”的出版理念得以延续。截止到2008年8月，“岩波新书”已累计出版2638本，涵盖众多思想、文化、生活范畴，影响波及上亿读者。丛书中个别图书曾有百万销量，更多的图书反复再版，印量惊人，有些甚至再版50次。可以说，“岩波新书”在70年发展过程中已成为日本人的阅读记忆中不能缺少的部分，甚至“读者希望从中寻求到生活的方向”。不仅在日本，“岩波新书”的影响力也辐射到日本以外，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陈万雄早年曾赴日留学，他回忆起那时的阅读生活时说，“我最常阅读的就是‘岩波新书’，这个出版个案揭示了出版业的普遍规律，对初入出版业的新人来说很有启发。”
在强调“岩波新书”基本理念保持不变的同时，大冢信一也坦言，社会在不断变化，“岩波新书”也在紧扣日本读者变化的阅读需求，内容上相应“与时俱进”。谈到“岩波新书”的长寿秘诀，他分析了这套丛书的具体理念，那就是蕴含现代人应有的修养，眼界要放到全世界的科学、人文知识上，对国内外社会动向保持关注并有所批判，对不同文化也要尊重。比如，“岩波新书”初创的红色版时代，内容侧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注，充满对战争的抗拒，而后将近30年的青色版则聚焦国际风云变幻与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力求“为国民提供精神自立”，青色版时代1000卷的数量可谓庞大，但大致朝着继承全球文化传统、锻炼科学批判精神、唤醒日本进步文化、恢复国民自豪感等方向迈进。从出版时间到出版数量，黄色版都是“岩波新书”中最短最少的，但黄色版鲜明的反思精神仍旧在大冢信一本人参与编辑的情况下得以确定。1988年开始出版的新红色版预示着这一影响日本、亚洲出版界的出版品牌继续与世界同步，与日本人的生活相关，丛书涉及话题和知识领域更广阔。
如果说“岩波新书”紧随时代步伐、不断自我调整以贴近日本读者需求的做法是维系其长寿的策略之一，那么韩国的纯文学、纯学术季刊《创作与批评》能在坚守个性与立场的前提下，仅靠登载诗歌、小说和文学、艺术评论得以存在42年且期发行量稳定在一万五千册，自给自足，这在今天的韩国乃至东亚出版环境里都近乎奇迹。据曾于1978年开始担任《创作与批评》编辑，现任该刊主编的白永瑞介绍，该刊在40多年的办刊历史中屡遭停刊、禁售的命运，却一直坚持着传承传统与锐意创新的结合，对韩国政治、民生保持密切关注，加之凝聚了一大批韩国最优秀的作家学者作为作者，使得这份颇有些“曲高和寡”的季刊至今仍然生气勃勃。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林载爵在说到自己上世纪8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新论》丛书时，连续用了三个“太好了”，事实上这套共12册，总文字量约400万字的丛书今天读来也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系统、完整表达的重要出版物。林载爵记得当时他用了三年来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选题、撰写工作，“丛书包涵思想、文学、科技、经济等十个主题，参与的撰写者达96位，当时他们都是青年学者，之所以花三年时间是因为要按照每一本书的主题把这些学者召集起来分组，每月讨论一次，从他们要写的题目到具体写什么都要大家讨论，书稿完成后也还要讨论修改”，他感慨那时是出版的黄金年代，使其得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这么庞大的出版工程。
《中国文化新论》出版时，台湾社会处于长期受西方文化冲击，又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迫切需求的阶段，丛书出版后在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反响，是很多大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必备参考书，后来也有内地出版物选载了丛书中的部分文章。
对于林载爵来说，《中国文化新论》已成他出版生涯最重要的记忆，眼下他正把每年四期的《思想》杂志做得有声有色，这同样是一项充满人文情怀的出版工作。早在1988年，他即已出版《思想》第一期，当时的内容以译介西方现、当代思想家的著作为主，遗憾的是这种选题思想在那时的台湾有些生不逢时，仅出一期就停刊。直到2006年3月《思想》才复刊，彼时的台湾学术、文化氛围已趋成熟，与全世界中文知识分子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复刊的《思想》以鼓励中文知识分子创作，发表他们的原创文章为主，旨在搭建一个跨地域的中文思想文化平台，将读者和作者群体锁定在世界各地使用中文进行写作、阅读的知识分子上。已经出版的十期《思想》每期都有一个主题，作者则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乃至美国、马来西亚的华人知识分子中，随着《思想》的不断出刊，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华人思想、学术圈。
同韩国的《创作与批评》一样，即使面对着互联网普及的冲击，面对着传统纸质阅读率不断下降的现实，《思想》也不愿以调整内容迁就读者的方式去扩大市场，“我们不会调整，要保持引领的状态而不是迎合，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做时尚的话题”，林载爵告诉记者。但是，《思想》在作者群体的拓展思路上是开放式的，早期以译介为主，现在以华人知识分子原创文章为主，并不等于他们排斥译介作品，林载爵介绍说，“其实复刊后已经登了几篇世界级思想家、学者的文章，他们到台湾演讲，话题也与我们刊物的主题相关，我们就登了他们的演讲稿”。
谈及遇到的困难，林载爵认为还是来自发行环节：“发行渠道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能够拓展东南亚的读者市场，只是目前做得很有限。我们希望全世界使用中文写作的知识分子能通过《思想》这一桥梁更紧密地联系、对话。此外，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过我想有一天也会推出《思想》的内地版。”
与“岩波新书”、《创新与批评》的长寿相比，（北京）三联书店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显然还很年轻，但这套丛书对于内地读者的思想文化阅读，对于内地中青年学者的培育以及学术成果的传播推广都意义甚大。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在介绍这套丛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董总对学术图书的出版很有热情，她那时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正处于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和文化再传播的时代，董秀玉顺应了时代潮流，1993年春天，她代表三联书店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韩南教授签订合同确定美方赞助三联出版一套学术丛书的协作方案，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缘起。
说到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董秀玉表示：“从1986年开始三联书店的图书出版侧重翻译作品，九十年代则将学术出版重点向原创作品倾斜，进而推动国内青年学者的成长，以建设中国自己的学术队伍。”为确保丛书的学术品质，三联确定了编选原则，即丛书由中国资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指导，评审过程采用专家匿名评议、委员会择优遴选的制度，书稿选择上强调软硬搭配，不一味出哲学、历史著作，也不只是文学研究。丛书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保持水准前提下也遇到入选著作出现缺口的情况，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赵一凡曾在文章中说起：“出路何在？惟有在不降低水准前提下扩大我们已有的约稿面，并适当提高作者的年龄上限，一批年轻学者正进入黄金年段，似应纳入我们的遴选范围。”
这套丛书出版至今已有15年，保持着每年8种著作左右的出版进度，目前也已累计出版了78部专著，涵盖82位作者，汪家明介绍说，这些作者在出版著作之时大多是青年学者，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版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成为他们的成名作，丛书对培养青年学者的意义不言而喻”，如今这些作者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也成为三联书店作者队伍中的一笔财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在确保学术品质的前提下市场反响也不错，据董秀玉介绍，丛书大多能够达到七千至一万册的销量，有些著作还曾重印。
一个洋溢着人文气息的图书品牌，一套影响深远、生命力长久的丛书，其意义不仅在于带给读者精神、修养上的阅读收获，也不只是为出版社积累口碑或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它对于该国家、地区的文化、学术生态的形成以及作者群的壮大也会居功至伟，对于亲历其中的出版人、编辑的锻炼也令他们受益匪浅。大冢信一就觉得“担任‘岩波新书’的编辑工作对我是一种培养，让我学会把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读者，从句子的简洁到章节的构成直到图表的运用等都在学习”。“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编辑已延续了几任，从1994年最初的资深编辑许医农到现在的年轻编辑曾诚，都在丛书的编辑工作中有所收获，曾诚很珍惜参与这个丛书编辑的机会，他还谈到这套丛书对国内学术界的推动作用。林载爵介绍《思想》的作者情况说，“现在很多台湾年轻学者在《思想》上发表文章，海外作者的年龄也大多在四十岁上下。我们也在努力寻找优秀的年轻作者，培育作者是我们办刊的一大愿望”。当年参与《中国文化新论》著述的96位中青年学者，今天也大多在台湾学术界占据重要位置。《创作与批评》为了跟随世界变化的脚步，也在建设年轻化的编辑队伍，他们还设立网络媒体并向东亚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版业因其特殊的属性与功能，从来就与思想、文化层面相关，人文精神更是不可缺少的内涵。在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异常多元，网络的普及对传统纸质阅读的压力前所未有，东亚乃至全球出版业都有很多共同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在变与不变中保持自己的人文气质，如何在经营市场的前提下坚守出版物的品质，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汪家明身为出版人对此颇有感慨，他觉得作为一位出版者必须要有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对自己出版的图书有一定的战略规划，好的选题更是需要相对完善的措施去配合去实现。大冢信一则认为，评判一部图书的好坏需要看它是否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作品，特别是传统纸质阅读日渐衰减的今天，如何出版有启蒙精神、令读者重新认识出版文化的图书才是出版界借以重获新生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