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

医学家、教育家。1922年8月31日生于福建闽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德医学协会副理

20世纪90年代初，因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笔者有缘拜访了吴孟超院士，以后为采写《上海画报》专稿，也曾多次采访吴老。这次为《中华读书报》“人物”专栏，又特意去拜访吴老。原约定下午1点在吴老办公室见面，直等到3点，吴老才从开刀房（他习惯称手术室为“开刀房”）出来。今天，他又做了三台手术。一位86岁的耄耋老人、国际肝胆外科泰斗级的大家，如此痴迷于手术，已不能光用“敬业”来理解了。治病救人已成了吴孟超的天职，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诚如希波克拉底的医德《誓词》所云：“我愿尽我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人生选择

从事肝胆外科50多年的著名医学教育家吴孟超教授，每忆及童年，总会沉重地说：“常听人说，童年是幸福的，而我的童年是极其辛酸的……”

1922年8月31日，吴孟超生于福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为了养家糊口，父亲跟乡里人去了南洋，以打工挣钱来养家，然而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一直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直至3岁方能走路。童年时实在饿得慌，就往外婆家跑，舅舅心疼瘦得皮包骨头的外甥，常去稻田里捉几只青蛙给我补养，这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这兴许是吴孟超童年最温馨的时光，也难怪他母亲以后常对他说：“没有舅舅，你熬不过来哟！”

迫于生计，吴孟超5岁就随母亲飘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寻找在这里做苦工的父亲。一家人身居异国，举目无亲，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6岁时，吴孟超迫于生计已在橡胶作坊干活了，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蕊子。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拿盏油灯，光着脚，随父亲去割胶。如今，吴孟超却风趣地说：“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早期的操刀训练吧！”

吴孟超的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作为长子的吴孟超成了家里的希望所在，给予重点关照。在当地进步华侨办的光华中学，吴孟超的学习是同龄人中少有的刻苦和用功，因为生活的艰辛，使他早早懂事并铸就了坚强的毅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年头，光华中学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支援延安抗战活动……”

这些温馨的回忆当年已在少年吴孟超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萌发了“要从屈辱和伤痛中挺起来”的念头。于是，初中毕业后，吴孟超并没有遵循父母为他做的“去学做生意或者去英国念书”的安排，与6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报效祖国。看来，由孙中山先生题名的“光华学校”的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也已在吴孟超心里萌芽了。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

1940年1月3日，在侨务委员会的安排下，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从沙捞越出发，途径新加坡、越南（当时称安南），前往祖国大陆云南。

“记得在西贡登陆时，验关的法国殖民统治者要我在入关护照上摁手印，由于我看到欧美旅客都是签字过关的，就抗争：‘为什么不让我签名？我会英文，我会中文，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全是东亚病夫！’”

青年吴孟超看见的是殖民者的狞笑，忍受的是弱者的屈辱，摁下了手印，也埋下了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种子。

祖国，在吴孟超心中是神圣的。可踏上国土，却满目疮痍，山河破碎，正义的人们惨遭杀戮。多方设法去延安不成，吴孟超只能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他安下心来就地求学，同时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结果被两校都录取了，他选择了同济附中。

学校位于昆明郊区，上课是在一所破庙里，但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吴孟超与马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没有了，吴孟超不得不通过变卖衣服、沿街卖报、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等来维持生计和学业。生活的磨难，令吴孟超的学习更发愤。1943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那年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作为穷大学生，吴孟超的生活实在太艰难了。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路费，动员华侨青年返回侨居国，吴孟超没有心动。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面对大批华侨青年飞回南洋，吴孟超已学业有成，远在马来西亚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长子回到身边。但是，吴孟超毅然选择留在祖国，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因为吴孟超自回国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儿回来，就要为祖国妈妈擦干泪痕，抚平创伤的。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

大学毕业时，吴孟超万万没料到让他留校干小儿科，因为他儿科考试成绩太优秀，竟然得了95分（满分为100分的）。但是，干小儿科与吴孟超的性格显然不合。当吴孟超向校领导提出转外科的请求时，却引来了这样的忠告：“您才1米62的小个子，能干外科吗？”人矮了，就怕说矮，这话深深刺痛了一颗倔强的心。吴孟超人矮，志可高着呢！

兴许是苍天有眼，一个很好的机遇让有准备的吴孟超捉到了：当时华东人民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招聘医生，凭着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吴孟超毅然前去应聘。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不解地问：“你外科才考65分，为什么偏要搞外科？”

“我对外科最热爱，我的个性也适合做个外科医生，可学校留我干小儿科，我不愿干，就到这儿来了！”

面对吴孟超的憨厚、坦诚与执著，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毅然录用了年轻医生――吴孟超。郑宝琦的慧眼也许令日后我国小儿科医学少了一位名医，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外科的开拓者，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医学教育大家。从此，吴孟超在郑宝琦教授身边投入地工作。古人有“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的断言，吴孟超也许的确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日后他的老师、被称为“中国近代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说:“我的这个学生就是勤奋。”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选择。

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内迁武汉，吴孟超最敬仰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因故滞留上海。1956年，裘老师应聘到长海医院任兼职教授，这一消息令吴孟超激动得几宿没睡。好学的吴孟超从事临床工作不久，多么渴望第一流的名家指点呀！

“有缘直接看裘老师做手术，聆听他亲切的教诲，真是我的福气！”说起从师裘法祖的经历，吴孟超至今仍喜形于色。“我抓住一切机会向裘老师求教，跟他一起手术，观察他的手术技巧，欣赏他的操刀艺术。有一次裘老师在病房住了两个月，我也卷着铺盖在病房一呆60天。”其实，吴孟超如海绵般吸收的不仅是裘老师的手术之道，还有裘老师最精华的部分――医生的为人之道。裘老师品德高尚，知识面很广，话虽不多，却句句说在点子上。他说，做一名好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吴孟超心领神会，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沿着这三句话去发展，还将其作为自己培养学生的指导目标，去开刀做实验，讲课带学生，写书写论文。

“裘老师常说：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背过河’；对待功、名、利禄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话语，同先辈们说的‘医乃生死所系，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呵！”

正是这些为人之道与为医之术的人文熏陶，使吴孟超获益匪浅。50多年从医生涯中，他一贯待老师敬若父母，待病人不分贵贱，待战友心地坦诚，待学生甘为人梯。

在名师的点拨下，吴孟超不仅学术上突飞猛进，人文底蕴也日益丰厚。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学科日益细分，学术日趋专精，下一步该怎样发展？带着思考与疑问，吴孟超请教了裘老师。“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已从这里分出去了，现在肝脏外科很薄弱，不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恩师一点，心有灵犀。吴孟超完全领会了裘老师的意图，要在学术上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

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胆外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而50年代初外国权威曾预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肝脏外科，起码要等二三十年……这一切都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带领胡宏楷、张晓华两位医生，于1958年组成了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去揭开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四次选择。

肝胆相照

尊重前人的学识，尊重科学事实，是吴孟超勇闯肝胆禁区的基本素养。为了搞清肝脏解剖理论，吴孟超首先跑图书馆，查阅了当时凡能见到几乎所有带“肝”字的中外文书刊，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和方之扬医生一起把美国人编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出版，作为进军肝胆外科学的“热身赛”。

研究肝脏从哪里突破？当然得从解剖学入手。肝分左右两叶，人云亦云。吴孟超非要亲自看看，直接触摸。那时，吴孟超小组为了制作肝脏腐蚀标本，曾尝试用塑料、X光胶片等作填充材料，但都不理想。中国乒乓球队容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启发了苦思冥想中的吴孟超，他创造性地将乒乓球溶解后注入肝脏血管，定型居然成功了！完整的肝脏构架如同美丽的珊瑚，血管走向综横交错，美不胜收。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预示着他们在突破禁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后，他们又花了两年时间，先后制作了200多具肝脏标本。白天黑夜，一枚枚看，一枝枝学，对照文献研究，从攀援缠绕的无序状态中，吴孟超找出了肝脏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并据此提出了至今仍被医学界沿用的中国人肝脏解剖的经典理论――“五叶四段”理论，实现了中国肝脏解剖理论的重大突破，也奠定了我国肝脏外科的解剖学基础。

这种实践和理论的探索折射出了吴孟超与科学精神的肝胆相照。

肝脏解剖“密码”掌握了，吴孟超才敢去闯一闯禁区。每当看到一批批肝癌患者的去世，令吴孟超心如刀绞。中国是乙肝和肝癌高发区，由于无法手术治疗，许多肝癌病人只能等死。逐步掌握肝脏解剖学后，吴孟超知道了肝有一定的分叶，每一肝叶有相关的动脉、静脉和肝管的支配，而按肝的分叶切除，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的并发症；也明白了在60年代初规则性手术切除是肝癌获得根治的唯一希望。

过去经典的切肝法是在低温麻醉下进行的，就是先将病人全身麻醉，再把病人浸泡在冰水中，待病人体温降至35℃以下，然后做手术。这种方法不仅费力费时，看起来挺惨，病人往往会有并发症。现在，既然已掌握了肝脏解剖的第一手资料，何尝不能在常温下作肝切除手术呢？吴孟超在人性化理念的驱动下，首先在动物身上开创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于是在1960年3月1日，由他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这一零的突破，终于打破了肝脏禁区！

禁区打破以后，吴孟超再接再厉，于1962年完成了“肝叶切除术后代谢改变的研究”课题，降低了并发症，提高了手术疗效。1963年夏，吴孟超和同事们又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中肝叶切除的飞跃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因为长在肝脏中叶的肿瘤是最棘手的。“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的。”之所以吴孟超敢做肝中叶切除术，说到底是有了过硬的解剖理论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老师的教诲装在心里，努力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而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

5.12四川特大地震后，86岁高龄的吴孟超心系灾区，在第一时间内组建了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疗队，日夜兼程赴重灾区救助伤病员，他虽无法亲赴第一线，却时时牵挂着当地百姓，对医疗队遇到的疑难重症病人他都带领留院的专家亲自组织远程视频会诊……

这些都折射出吴孟超与病人的肝胆相照。

1963年，吴孟超一口气写了8篇系列论文，提交全国第八届外科学术会议。国内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向肝脏外科进军》的科教片，发行国内外，得到同行的交口称赞。

科学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临床医学家对疾病的认识和解决，也往往经过由临床实践到理论和实验研究，再回到临床实践这样的循环，使认识逐步深入，水准逐渐提高。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一步步解决了肝脏解剖、手术、止血、术后并发症、中肝叶切除等难题后，1975年又成功切除了世界上至今仍属最大的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1982年切除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仅为4个月婴儿的肝母细胞瘤……

永不满足，勇攀高峰，是吴孟超执著的事业追求。他有战略家的眼光，更有勇士、斗士不知疲倦永往直前的毅力和精神。在鲜花与掌声中，吴孟超的学术脚步迈得更坚实了。

自1983年起，吴孟超针对肝癌发现时已呈晚期的多、巨大且不能切除的多等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对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变小后再行手术切除的“二期手术”观点；针对肝癌手术后易复发的特点，致力于寻找“肝癌复发再手术”的途径；针对肝癌合并肝硬化多的特点，又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的策略……根据这些学术思想，在技术手段上也不断创新，诸如发明了半离体肝切除术、高位胆管及复杂胆道手术、微波固化治疗法、超声无水酒精注射疗法、免疫综合疗法、单克隆抗体导向定位诊断和导向治疗、顺铂微球化疗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腹腔镜下肝癌、肝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肝破裂修补术和肝动脉结扎术，并且在肝癌早期诊断、肝癌病理特征、肝癌标记物、肝癌的免疫和基因治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脏移植诸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学术与技术的创新，直接让患者延长了生命，改善了生存质量，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70年代末的16%，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的48.6%。

吴孟超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型医学家。他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防治恶性肿瘤的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在80年代他就着手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以后又先后与美国、德国和香港地区合作组建了三个实验室，开展了肝癌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的研究。90年代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吴孟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疫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以后又研制了双特异性单抗修饰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这些科研成果也相继发表于Science、NatureMed、RrJCancer等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当然也体现在由他撰写或主编的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基本教材、《黄家驷外科学》、《肝脏外科学》等十几部专著中。

这也折射出吴孟超与学术追求的肝胆相照。

亚洲是肝胆疾病高发区，光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就有十几万。作为一名有时代责任感的医生，吴孟超深感任重道远。而医学科学的突飞猛进，也向吴孟超提出了必须组建学术梯队的大课题。50多年来，吴孟超的肝胆学术团队已由最初的三人小组，发展成专科、研究中心、研究所。1993年又组建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迄今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起到了推动我国乃至国际肝脏外科发展的作用，并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其核心人物就是中科院院士吴孟超。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所瞩目和敬佩。”

1978年，吴孟超敏锐地抓住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大好机会，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又率先招收博士生，建立临床博士后流动站。作为教育家的吴孟超深感人才是发展的瓶颈。人才多多益善，求才如饥似渴。他不管科研和行政事务再忙，培养人才梯队是他不间断的最核心的责任。他尤其注重高层次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哑铃模式”的崭新机制，得到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大力推广。自1978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考以来，由吴孟超本人带教的硕士生已达80名，博士生59名，博士后21名。他的学生中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卫生系统最高奖――“银蛇奖”等荣誉获得者，已有数十人成为教授，15位成了博导。而由吴孟超学术梯队为国内外培养的肝胆外科中高级专业人才已达几千名，其中70%以上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科和学术带头人。因此，“桃李满天下”是对吴孟超作为一名医学教育大家的恰如其分的描述。2008年上海十大教育功臣榜上有吴孟超之名，可谓名至实归。

50多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右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的食指的指尖向大拇指方向蜷曲,而中指的指尖却向无名指方向蜷曲。摊开手掌,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型。吴孟超看着自己的手，笑着说:“50多年了，每天要开刀、缝合、用手术钳，就变成这模样了。”这就是当年被朱?基总理称为“国宝”的手！这个“V”型是50多年执著手术的标记，更是吴孟超肝胆外科事业有成的象征。如今，86岁的吴孟超只要没有非要出差或参加的会议，几乎天天都会站在手术台前，“我经常是早晨八点半进开刀房，小手术就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总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平静地说道，大医学家如此低格调的大作为，真让笔者打心底佩服。

今天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已形成了一个以吴孟超院士为首的“四世同堂”的人才梯队，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这个团队是中国肝胆外科人才起飞的“黄金高地”。1996年，吴孟超将自己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申请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目前已达1000多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每年评审、颁奖一次，对全国各地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对于肝胆外科领域的创新课题给予奖励。1998年1月，首届“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颁给了中国工程院顾健人院士。迄今已奖励了数十名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杰出专家。

这些不也折射出医学教育家吴孟超与人才梯队的肝胆相照吗？

我从心底里深深地祝愿，吴孟超与他的肝胆外科事业的明天将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