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杨局长见面,大约是在1993年4月他调任中国外文局局长不久以后的事。一天,外文出版社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知道的杨局长就是“高高在上”,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他为外文局的改革大声疾呼,为外文局的发展规划蓝图,或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或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讨论书刊发行改革的会上,他提出“高起点,新思路,大发行”的改革思路。在讨论会上,作为华语教学出版社负责人,我却表示对此提法颇不理解。
1997年6月中旬的一天,局办公室秘书突然通知我到局长办公室。我惴惴不安地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我和杨局长第二次面对面。原来他是跟我谈调动工作的事。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当场婉拒。他说是征求我本人的意见,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的。我详细申述了不能服从调动的理由。他只是耐心地倾听,偶尔插话。从头到尾,他和颜悦色,不急不躁。也许是他早就心里有数,也许是他认为我的理由能够成立,或者是我坚决的态度令他改变了主意。最后他居然接受了我的请求,非常认真地说:“党组尊重你个人的选择。”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不服从调动对这位一局之长是多么地不恭敬!他毕竟是代表一级组织找一个下级谈话呀!就是这次谈话,让我第一次领略了杨局长的涵养、宽容和大度。
直到我被调到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工作,我和杨局长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天性所致,我始终跟包括杨局长在内的任何领导保持距离,保持被领导与领导的工作关系。
2001年5月,杨局长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在离任告别会上,他的告别演说却深深地打动了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在外文局交了很多朋友。尽管我自认自己并不在他的朋友之列,但我仍然被他的一席真情告白感动了。散会后,在局大楼二层的走廊上,不期然地又遇见了他。他主动过来握手,我大约说了两句表示感动的话。这时候,我分明看到,杨局长的眼睛里闪着泪花。这是我第一次与“走下讲台”的杨正泉面对面,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性格豪爽的山东汉子原来也是个性情中人。
退居二线以后,他到局里来,有时回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有几次向我推荐书稿,可他从来对我们的工作不加干预。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家,是在我退休前不久,我和出版社的一位同事到他家送书。办完事我们要告辞,他却执意挽留,让妻子给我们煮面条吃,说是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最近一次到他家,是在今年春季,我和社里几位在职的同事去同他讨论出书的事。讨论完,他便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让大家挑选,并为我选了一幅“智者乐,仁者寿”的条幅相赠。
及至我自己也离开了工作岗位,赋闲在家,我和杨局长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偶有朋友聚会,大家无拘无束,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有时赶上他刚开完政协会,大家就凑热闹,“逼”他说出点儿“内部消息”。在我们的“逼供”下,他偶尔也会爆出一些“会场花絮”或“幕后新闻”之类。
关于本书的出版,他曾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从内容到书名以及封面设计,我也毫无保留直抒己见,甚至劝他在必要的时候“忍痛割爱”。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我的体会是:
首先,我们应该把本书作为历史来读。正如作者坦言:“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作为40年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亲见亲历者,杨正泉以其切身的感受、清晰的记忆和朴实无华的笔锋,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为读者奉献了一套丰盛的历史大餐。我相信,凡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可能在作者的引领启发下,重拾记忆的碎片,追寻自己的身影,感悟历史,体味人生,发出不胜今昔的感慨。对于年轻的读者,他们会通过阅读本书,更感性地了解到:今天繁荣昌盛的共和国,曾经经历过多少辉煌、坎坷和磨难,那段难忘的岁月又是多么地“惊心动魄,地覆天翻”。这就是历史,一位亲历者讲述的活生生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历史;一部“接近真实的历史”,一部“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呆板的历史”。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是作者杨正泉的一部倾心力作。在回答朋友的问题“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时,他总结了五条经验,其中一条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习惯”。对于那些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学习杨正泉“勤于记录”的勤奋工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也许是阅读本书的又一收获。“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几十年后,说不定你也能凭借自己的真实记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留下一部具有史料价值且能传播久远的作品呢!
杨正泉同志曾告诉我,他的几十本记录历史真实的笔记本还在整理之中,他的勤奋刻苦精神也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笔耕不辍的老局长杨正泉还会有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