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行政学术体制决定了此一事件的几个关键环节：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杨帆收到举报称金仁淑涉嫌抄袭，杨首先向校领导汇报此事；校领导责成学术委员会查证学术不端；金也提出杨有抄袭，校领导让学术委员会调查杨是否抄袭，认定没有抄袭后，校长办公会议责令两人停职检查。
这几个环节里面，作为学术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只有调查权，没有处置权，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即学术活动听命于行政支配。学术不端源于学风的虚浮与利益链条的勾连，但凡评比、填表、申报课题，必然要溯及你有多少部专著、多少篇论文，而学术评价、学术资源的分配等也还是依赖行政部门，外行评价内行，必然流于数字崇拜，容易盲目相信“能者多劳”。本来，抄袭如盗窃，行为者自身应有耻辱感。但在学术不完全独立的环境里，学术机构的自我汰清功能基本失灵，一些人完全可以对学界的恶评不予理会，只看重是否位高权重、充分享有在行政部门的话语权，学术界因此沦为一个权力江湖。
杨帆今次卷入抄袭案，从处理结果可以看出，行政部门对学术不端行为也很头痛，但独独有行政干预，往往不能避免权力制约的滞后性和“运动效应”，即：顶多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其中侥幸遗漏的肯定不少；频繁发生时政治运动式地处理一批――像这次的杨帆就是没有问题却被连带处理的。
期待真正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赋予各教授独立不阿的学术自主权是必要的，从教授的评选开始，就严格执行教授评议制度，让教授委员会主导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举凡人才引进、教授晋升等事务都由有威望的教授们民主议定，不仅学术不端行为在一群专家面前难逃法眼，还可望形成教授共同体，发展出一支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话语权，推进学术志业与社会的整体进步。仅仅仰仗行政权力一条腿走路，学术反腐只会走到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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