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者参加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好比拿了请柬赴宴却举目不见熟人，陌生与孤独，源
我若不信神，便无福分消受失去信仰的滋味，但我也不能就此自称为怀疑主义分子。在宗教的底色下，有关善恶的讨论可以以一种极富张力的形式进行；经受过仪式和律条的长期熏陶之后产生的怀疑，才能对信仰本身构成最有实质意义拷问。我第一次读格雷厄姆・格林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是在火车上，没看大明白，格林钟爱他这位主人公，事业有成的建筑师奎里，但他的“资产阶级精神危机”十分抽象而艰深，本质上似乎是“哀莫大于心死”的老命题，却有一层“失去信仰”的外包装，让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一筹莫展。加缪在《约拿》里写过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的苦恼，但那还不完全是厌世、厌人、厌弃宗教的奎里碰到的困境。
奎里溯水手康拉德在《黑暗之心》里描写的刚果河而上，来到一所麻风病院，在那里遇到了一群神父和一位不信神的医生。但整个语境让人无法产生与对格林其他小说相似的关于冲突的期待：神父是教会派来的，医生则是志愿来此救死扶伤的，似乎纯然是大善人史怀哲施展身手的领地。这里没有《布赖顿棒糖》里杀人的黑帮少年宾基，也没有《恋情的终结》里自私而嫉妒成性的作家莫里斯・本德里克斯。
一段旁敲侧击的长旅之后，作家终于选择了一块热带雨林坐下，直面燃烧的荆棘中浮现的信仰问题：怎样做信徒？基督教应该给世界带来什么？人想象天主的意义究竟何在？格林在这本他诸多宗教小说的收山之作中实现了一次高难度的自我挑战。按照一向的习惯，他继续对天主教神父和繁文缛节进行非新教意义的讽刺。《恋情的终结》中莫里斯的情人萨拉死了，主持葬礼的神父对死者的虔敬之心发了一堆评论，惹得他大怒：“我之所以恼火，主要是因为他的自鸣得意……以及他那种自以为十分了解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而他只是认识了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人的自负。”在麻风病疫区的教堂里，修道院院长向信众们宣谕“你们显示的仁慈都是上帝赋予的，你们一定要使用这些感情”，柯林医生和奎里就在一边冷嘲热讽：“他难道不知道人们也会出于爱或是出于仁慈去杀人吗？”
他俩觉得，所有的天主教布道都是在设法把自己变成“全民宗教”：正因为他们强调爱与仁慈很容易，所以，仿佛每个人都是不自觉的基督教徒。在一路向北的火车上，旧版《病例》密密的铅字让我渐渐失去了细嚼慢咽的耐心，紫红色的封面上一个黑色的背影，面向几棵粗陋的热带树木和一枚西沉的夕阳图案垂下了头颅，阴郁和暧昧笼罩着整个阅读体验。不管宗教仪式如何陈腐，深入蛮荒之地拯救异邦万民的善行不是值得肯定的吗？当年我没搞明白的是，格林的重点恰恰不在此处，而且他还恰恰塑造了一个肥胖的英国记者帕尔金逊，此人一路追踪奎里到刚果，只为作一篇跟踪报道，向大众传媒的受众们推出一位“史怀哲第二”。作家正是在这里暗示，教俗两界都企图用自己的阐释模式去强奸人的行为，并或多或少满足各自的私利。
奎里救了一位麻风病已经痊愈、给他充当仆人的黑人，名叫迪欧・格拉迪亚斯，这件事被帕尔金逊大肆渲染成名人义举。他完全不在乎奎里早已心如死灰，只想逃离而无皈依之心的事实，他的妙笔写出了一篇足够做一集“感动英国”节目的煽情报道；而奎里本人跟柯林医生谈起此事，却是这样说的：“我这一生中总是需要别人。你可能会责备我使用别人多于爱别人。但是别人需要你的时候，那种感觉却完全不同，好像一服镇静剂，而不是兴奋药……”大俗人会把它理解为“助人为乐，己自乐之”，然而“镇静剂”和“兴奋药”的比喻流露出格林的声音，毋宁说，这是他愿意看到的“信仰”的效果，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善者，他行善的动机并未被教会所垄断。同样，他在《恋情的终结》里也刻意让萨拉在一场空袭中悟到天主的存在：“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
重读《病例》是在飞机上，如潮的感动使我屡屡在机舱座椅的搁板上伏思不已。奎里失掉信仰，正如萨拉对唯理派狂人理查德说的：“是神父们教会了你们不信神”，因为他们的虚伪，他们大言不惭地代表上帝褒奖教徒的善举，肯定其行为动机，但是萨拉又说，事情“也可以反过来进行的”――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教人学会拥有信仰。柯林医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了奎里的一副解药。这个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从没陶醉在治病救人的事业里，他说所以愿意在此工作至死，是因为“我愿意自己处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进化包括蒸汽机的运用、火车头和飞机的问世，以及麻风病的有效治疗：
“我怀有一个微小的希望，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但愿那个被大家叫做基督的人实际是一粒肥硕的种子，正在寻找一个墙根发芽。我希望基督应是一个没有走错路的阿米巴。我要站在能生存下去的进步的一方面。”
这样的人好像距离上帝更近一些。格林本人说过，他在无神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之中，都没有看见“冷酷无情的东西”；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那么虔诚，他们不再寻找罗马天主教里的上帝，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他。柯林医生他从不考虑名声、光荣、幸福与否，他满不在乎的自我陈述中流露出一种“爱信不信”的意思，但他却是那里的每一位职业神父都难望其项背的“解人”。当奎里说“我在我身上找不到爱的痕迹”时，神父的解答可能是“因为你心里没有基督，你不信主”。而柯林却说：“可能你是在追求一种过于巨大、过于重要的东西，或是一种过于活跃的东西。”他不要奎里总去自究行为动机，以免再被宗教教义种下更多心魔。这就是理解，而且饱含了悲悯――“找到上帝”的人轻描淡写地散发他的圣饼。
奎里不可能找回虔信的感觉，但他获得了安宁。柯林的解药来自最伟大的怀疑主义者帕斯卡尔，他给了失望于宗教的霸道、也厌恶俗世强加浮名的奎里一把钥匙：帕斯卡尔在《思想录》的一则断片里说，信基督与否无非是个前景看好的赌博，赢了我赚，输了也不亏。而教会却往往倾向于把信仰之事往沉重里阐释，非摩顶放踵、荜路蓝缕不能聆天主之音。奎里死后，修道院院长也委婉地承认，他们总在试图“把什么事都套在一个模式里”，他说：“我们都太喜欢行为动机了。……你记得帕斯卡说的一句话：人只要开始寻找上帝，就已经寻到上帝了。爱也是这样――我们在寻找它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找到它了。”读过格林众多的严肃小说，唯有这个结局让我感到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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