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原罪”和保守主义的“阴谋”

次贷危机、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劳资失衡、中产衰落、医疗问题、金权政治、伊战风云……超级大国美国到底怎么了？经济不平等是政治问题造成的吗？政治如何搭救经济？危机之后的美国将走向何方？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最新力作《美国怎么了？――一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36.00元

同行人最能看出同行卖的假货，问题是谁愿意吹警哨，揭发同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界争相说日本第一，也制造了日本威胁论，一些赶潮流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零和的，例如麻省理工管理学院名教授莱斯特・瑟罗就写了《零和社会》、《零和解决方法》和《头?头：美国、日本与欧洲之间即将发生的经济战争》等书，红极一时，各国纷纷礼请瑟罗去演讲。这时候谁泼瑟罗冷水？一个刚从斯坦福去麻省理工的年轻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说：贸易不是战争，不是零和游戏。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对国民总产值的影响微不足道。国家不同于企业，不会破产，国家主要的买卖是“雇员”即国民之间的互相买卖。贸易壁垒不单减少消费者选择、提升物价，而且会导至全球市场“碎片化”，令全部人更穷。

克鲁格曼还说，当时声望如日方中的瑟罗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公关，是个不做功课的“傻”作者。大概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让非经济学界记住了克鲁格曼，虽然克鲁格曼当时在行内已极受注意，他是美国经济学会颁给40岁以下学者的克拉克奖――有说比诺奖更难得――1991年的获奖者，等于说他的学术成就是完全得到主流学院经济学界认可的。

1997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学界一片赞叹声中发生了金融风暴，大家又记起克鲁格曼曾批评由热钱带动的东亚奇迹是虚火，可说是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自此他的名声大噪，出了几本深入浅出兼好看的经济读本，并在纽约时报写专栏，影响公共政策，如证明欧洲发达国家的公共医疗，不单对全民的健康保障胜过美国私营的医疗体系，而且成本与经济效益都比美国好。当然，克鲁格曼更是小布什的严厉批评者。

近年任教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常被认为属于新凯恩斯学派，最新的凯恩斯传记由他写序。不过他最常强调的是他是自由派。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自由派主要对手是保守派和近年掌权的新保守派。保守派的经济理念包括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期待派、公共选择派、放任主义等，该派的经济政策包括缩小政府权责、解除规管、私有化、向富人减税、免除遗产增值等税和华盛顿共识等，在美国以外，常被概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克鲁格曼这类自由派，二者在美国恰恰互为对手，只是美国自由派一般称对手为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新保守派都支持市场经济，不过保守派往往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自由派则认为市场的良好运作需要政府的恰当管治。

克鲁格曼在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里再次吹起警哨，戳破保守派卖的假货，不止如此，他更批评了新保守派利用社会文化种族等让选民“分心”的偏见，延续美国社会的对立，扩大贫富差距，终结了二战后维持了30年的中产阶级社会。有意思的是克鲁格曼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分析和数据，却能跳脱经济学家视野的窠臼，得出政府政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分配的结论。他描述了罗斯福新政如何构成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的经济共识，筑建了相对均富的社会，而终于功亏一篑的在里根到小布什手里被逐步解构。这个以政治来解释经济的进路，加上书中为壮志未酬的美国自由派检视过去规范未来，令克鲁格曼这本新书有可能成为他近年最重要的著作。中国读者读之可调整以往对当代美国的认知，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及各派人士都可从其中得到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美国资本主义本来是挺不光彩的，强取豪夺，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头30年贫富悬殊的“镀金年代”为最。上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推动了一些反向的政府行为如恢复所得税及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不过克鲁格曼用数字指出当时的一些进步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大势，镀金年代的放任资本主义一直要到1929年经济崩溃后才信用破产，且要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借力于二战期间的战时工资制度，才结束了漫长的镀金年代，进而推行高累进税制、政府主导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社会保险及失业保障，成就了二战后美国的中产社会，同时又未妨碍经济的高速成长。可惜的是，罗斯福以及历任总统都未能抗衡保际公司、私家医生利益集团和种族歧视，始终未能完善公共医疗，结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发达地区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

时人也有将克鲁格曼喻为在50年代写《富裕社会》的约翰・加尔布雷斯的继承人，两人都是以经济学为本位的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斯曾提出一个概念：为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需要“反制的力量”。工会就是一种反制的力量。克鲁格曼在新书中指出，二战后工会的兴起缩小了贫富差距，劳工享受到新政的好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了中产阶级，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美国才有30年接近均富的富裕福利社会，很明显这也是克鲁格曼心目中美国最光荣的年代。

可惜美国人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的总结，而在80年代保守派的全面反扑下，工会萎缩，保守派积极分子组成的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里根早期成功地迎合保守人群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并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而走上政坛，小布什甚至尝试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美国再陷入新一轮的“镀金年代”。

克鲁格曼说：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就像比尔・盖茨进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财富值立即剧增，但其他顾客并没因此变得更有钱。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普通美国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

书中花很多篇幅谈到美国两党政治的演变，如南方相对贫穷的白人为何由最初压倒性反对林肯的共和党转为大规模投向偏袒富人的共和党并影响了两党政治版图，都是值得细读的，谈经济是绕不过政治的，这正是克鲁格曼的主旨。他说：“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做怪人对待。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一支足以改造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呢？”他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右转，是因为它被保守派中的右翼激进分子即新保守派骑劫了，关键是因为“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我猜想有些读者可能会诟病克鲁格曼在书中的一些评论太带有党派立场。

克鲁格曼谈到经济学时说：“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克鲁格曼当然也不会放过弗里德曼：“到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

克鲁格曼寄望后布什的当政者，“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派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