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继续劝说：“可是你写出来也只能束之高阁，世人是无法知道的，岂不是徒劳无益!”马寅初坐在靠背椅上，不无感叹地说：“不能发表就藏诸名山留待来者吧!不过，我相信真理之光终究要透过云雾，照亮人们心田中的昏黯的。”
两千多年前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为汲黯、郑庄作传时，曾经以非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卸职离任后的马寅初，其情形便与汲黯、郑庄有相似之处。出入马宅的客人，陡然之间锐减了数成，一时间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直至门可罗雀几无人。
回首20年前，此情此景是何其相似!那是1942年，当时马寅初正被国民党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往日伪熟人、朋友，不再与他来往，仿佛他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马寅初感慨万千：世态炎凉，何其速矣，何其猛矣!
而今，历史又重演了!但是，早已经受过大风大浪考验的马寅初，对世态炎凉有着深刻的体悟和切身的感受，故而他宠辱不惊、泰然处之。“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这是马寅初最为喜爱的话语之一，也是他追求的至高境界。
患难见真情，相遇贵相知。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仍然有三五知心人，这不啻为一大心灵慰藉。1960年3月31日，周培源前去东总布胡同三十二号看望了马寅初。后来，陈叔通等人也曾去看望过马寅初。
在马寅初家门可罗雀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曾经专程登门拜访马寅初、安慰马寅初。陈毅元帅对马寅初说：“马老，我是受陈云同志之托，代表他来看望你，也可以说是来安慰你。他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到府上拜见，他知道我和你也是老朋友，所以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来向你表示慰问。”陈毅还安慰马寅初：“现在你受到了批判，所以我特此以朋友的身份来看看你。我和陈云同志都认为，你马寅初提出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主张和办法是有远见卓识的，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同样铁骨铮铮、同样唯真理是从的陈毅元帅，又意味深长地说：“古往今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天王老子也会犯错误!望你保重身体!”对此，马寅初感慨万端，没齿不忘。
在那个“乱云飞渡”的年代，前来看望马寅初的朋友屈指可数，前来看望的马寅初的学生为数甚少。作为马寅初的学生，许显忠是难能可贵的一位。
许显忠是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教书时的进步学生，他与马寅初既是师生，又是同乡，而且都倾向进步，所以二人接触较多。当马寅初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时，许显忠不避风险，照样经常出入马寅初家门，一则是将外面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情形及时告诉马寅初，一则是将马寅初写的文章带到外面报刊去发表。
许显忠是借出差到北京的机会，顺便来看望恩师的。许显忠到时，马寅初正在睡午觉。师生见面，分外亲切。许显忠激动地握着马寅初的手，深情地说：“您从前是我的好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好老师，您铁骨丹心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很好地学习!”说罢，许显忠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已经褪色的老照片――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旧政协闭幕时，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演讲后与听众同学的合影。看着这张老照片，两人不禁回忆起许多往事……临别告辞时，许显忠一再敦请马寅初多多保重身体，他相信历史一定会给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做出公正的评价和裁决。
但是，登门看望者实在是太少了；正因其凤毛麟角，所以倍显珍贵。
繁重的工作任务，顷刻之间远去了；繁忙的应酬，也日渐远去了。难得清闲的马寅初，给自己安排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重新执笔撰写《农书》。
在那极端困难的年代，马寅初于1962―1965年闭门在家专心编撰《农书》，他要继续为国家经济建设筹谋划策、贡献力量。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所谓《农书》，是一部研究农业经济学的著作，是一部总结我国历代农民宝贵生产经验的著作，是一部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著作。这是马寅初远大研究规划的第二步。第一步是人口问题。
马寅初治学，最注重“实践”二字。治学而不能致用，这个“学”的实际价值也就不会太高。对于学术研究，马寅初一贯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认为，研究问题应该坚持以下四条原则：
(1)要系统地研究问题，不要零零碎碎地研究；
(2)要有批判的精神，不要绝对化，说好都是好，说坏都是坏，像教徒对待《圣经》一样，那是不好的；
(3)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4)要调查研究，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深入一个地方，研究一个问题。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因此，在推出《新人口论》之后不久，马寅初就着手搜集农业方面的材料，准备组织一个班子，编写一部《农书》。
可马寅初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竟然受到了学术的、非学术的批判，使他不得不分出部分心思和精力应战。初始之时，批判尚不至于对《农书》的撰写构成严重的威胁――至少到1958年的上半年仍然如此。这一年，马寅初一面沉着应战，一面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农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自己不久就要下乡，写我预定的《农书》。”但是，政治风暴来得太快了，无情的批判来得太猛了，全国形势的转变来得太离奇了。马寅初的计划草稿还没来得及提出讨论，便被吹得无影无踪了。
1960年赋闲在家以后，马寅初便把编写《农书》的计划草稿翻找出来，决定以自己一人余生之精力，把这部《农书》编写出来，并定下了奋斗的目标，其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为此，他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断断续续从事着写作，而且写成了不少章节。现在，集中精力写作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首先将过去已经搜集到的湖南、湖北、吉林、海南等地有关农业经济的材料整理出来，认真地翻看、仔细地琢磨，他还从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处借来国内外有关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资料，以便随时补充。1962年，他又借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带回了很多第一手材料。
据知情者介绍，马寅初写这部《农书》还真有些别样。马寅初写文章与一般人不同，他不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而是用墨笔写在一张张白色的宣纸上，然后将一张张写好的稿子铺在地板上，俯身用糨糊将它们粘贴起来；一篇文章或是一节粘贴成一个长幅，然后再小心地卷成一个纸卷，外边用白纸封好，存放到案边的柜子里。之后，经过反复修改、审订、誊清，才拿出去发表。马寅初的这部《农书》，其写法依然如此，只是规模之大、篇幅之巨，实属空前之举――完全是巨幅“长卷”的形式。
冬去春来，马寅初仍然伏在案头辛勤地工作着，呕心沥血地撰写着那部《农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时的马寅初，如老骥伏枥，又如春蚕吐丝，希望藉《农书》的撰写以报效祖国和人民。
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亲朋好友，目睹他凝神握管、挥汗成篇的情形，有的哑然失笑，有的暗地吃惊，有的莫名惊诧。当然，也有人婉言相劝：“马老，你还写那些招灾惹祸的东西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好好养养精神吧!”马寅初回答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彻悟了的真理，及时地记录下来，警告世人，不然就会烂在肚子内、带到棺材里去，那才是真正可惜呀!”来人继续劝说：“可是你写出来也只能束之高阁，世人是无法知道的，岂不是徒劳无益!”马寅初坐在靠背椅上，不无感叹地说：“不能发表就藏诸名山留待来者吧!不过，我相信真理之光终究要透过云雾，照亮人们心田中的昏黯的。”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多少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然而过。马寅初的《农书》“长卷”已经成捆成堆了，大大小小的纸卷堆满了书柜。据说，这部《农书》初稿有百万字之巨(一说150万)。到1965年底，马寅初已经对《农书》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学者马寅初，在修改稿子的时候，仍然一丝不苟；修改文字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则用红笔。
一部鸿篇巨制，眼看着就要诞生了。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午饭时，马寅初郑重地向家人宣布：“我想请你们大家抽出时间、分头行动，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虽然现在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问世。它毕竟是我多年来的劳动成果，凝聚着不少心血。誊写清楚，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
家人正要动手帮他誊清手稿时，国内形势突然急转直下，一场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在全国掀起。马寅初预感到：又要进入多事之秋了。他看完报纸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家人说：“《农书》原稿，你们不要抄写了！”
《农书》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遗憾，巨大的遗憾，无可挽回的遗憾，毕竟还是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马宅免于抄家之祸；但是，大“革”文化之“命”的憾事，却在家庭内部发生了。马寅初家中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因担心抄家者会从马寅初的手稿中搜寻出批斗马寅初的把柄，于是乎在半是胆怯、半是盲从的情绪支配下，将马寅初珍藏多年的来往书信、文物字画，连同这部《农书》手稿以及其他经济学资料，被统统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被销毁得一干二净。据说，他们是在小锅炉房里焚烧这批“四旧”资料的，那成堆的手稿和文物竟然将小楼里的暖气片都烧热了。走笔至此，除了扼腕叹息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水。从此以后，马寅初立志为国为民献力的豪情壮志，再也不能实现了。
本文摘自《马寅初全传》，彭华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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