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特・海明威有一次把世界文坛比喻成拳击场，调侃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重量级拳手为他力所不敌，让他恐惧。不过，在一些西方评论家看来，同另一位俄罗斯作家相比，陀托二氏的作品太过小儿科。这
苏联时期的优秀作家的创造和革新，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成果，不过百十来年间这块土地上的特殊历史有时让这条供应链时断时续，一些作品和作家无法进入同时代人的视野。时过境迁，新时代并不具备并未足以完成对这些作家的再认识的能力。这些作家或作品又由于其特殊的背景而被评论家草率归类，成为一种“时代的发现”。现在，人们才能渐渐看清这些作家的伟大之处。丹尼尔・哈尔姆斯（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мс）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足以称作当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现代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远非具有某些现代特征的布尔加科夫或普拉东诺夫可以比及。美国达克沃斯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由马特维・延科列维奇翻译的丹尼尔・哈尔姆斯作品集《今天我什么也没写》，为这一评断提供佐证，再次把这位被忽略的天才推荐给西方读者。
作家半个多世纪前便离世而去，少为人知，所知者也一般把他贴上儿童作家的标签。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作品当时很少受到出版社的认可，赖以为生是儿童故事创作。其余的作品，包括大部分诗文均发表在地下出版物上。长期以来，哈尔姆斯被归类为“荒诞主义”作家。然而，细品之下，他的作品非但并不荒诞，且更多透射了对生活各种境况和人性本真的独到关注，实际上同其他反专制的作家和作品大异其趣。
哈尔姆斯1905年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当地的政界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哈尔姆斯擅写怪诞的散文和儿童故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前卫艺术家中赢得声名。作家原名为丹尼尔・伊万诺维奇・尤瓦乔夫（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Ювачёв），笔名“哈尔姆斯”来源于对英文字“charms”和“harm”（“迷人”和“伤害”）间的谐音关联，也因为他十分欣赏英国文学形象福尔摩斯。自1925年起，哈尔姆斯便开始在诵诗会和其他前卫活动中显露头角，成为苏联作协的前身之一“全俄诗人协会”列宁格勒分部的成员，发表了两本诗集，这是哈尔姆斯在世时唯一发表的两部“成人”作品。1927年哈尔姆斯同一批实验文学家，包括亚历山大・维丹斯基(1900-1941)和诗人尼古拉・扎波罗茨基(1903-1958)一道成立了文学社团“OBERIU”（“真正的艺术”的缩写），并成为其中坚力量。社团的初衷是为了应和风行欧陆的超现实主义，同时挑战苏联官方推行的沉闷的美学风尚。哈尔姆斯本人也为这种挑战付出了代价，于1942列宁格勒遭受围困期间死于狱中，年仅36岁。
现如今，哈尔姆斯已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独特的绝响。作家诞生一百年后，俄罗斯文学界再度发现了他的特殊价值。翻译家马特维・延科列维奇评价说，“陀、托二人的小说在俄罗斯学校广为普及，适合于14到16岁的青少年，当你是18岁时，这些小说的确颇有裨益。但到了30岁，一个人总要读写不同的东西，而哈尔姆斯就是这样的作家。读一读苏联早期的俄语诗歌和美学理论，你会发现，如果这些俄罗斯作品早就被翻译过来的话，同时代的美国诗文理论就黯然失色，毫无必要了。”
哈尔姆斯直到晚近才为世界读者知悉，部分原因是作家曾对圣彼得堡文学界的趣味抱持着一种抵触的态度。虽然作家天性叛逆，获罪落囚并死于饥饿，但他并没有向繁荣但道德腐朽的西方大肆抛售所谓苏联历史真相，因而并不符合西方对典型苏联诗人的想象。相反，哈尔姆斯的笔下，人们互相躲藏，避免见面（这恰是他作品的主题之一），或陷入种种难以解释的复杂和无意义的差事中，就像下面的短篇《会面》（The meeting）里的情形：
“现在，有一天一个人去上班
路上他遇到了另一个人，
那人刚买了一条波兰面包，
正赶回他的家里去。
就是这样，差不多。”
这就是整篇故事。哈尔姆斯用他的典型的结尾句，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文学的惯例读者自然懂得文学的惯例：从作品的第一个句子开始，文字将拓展出一个由行动和主题所编成的网，逐渐引人信服，才可称之为“故事”。哈尔姆斯则不同，他宁愿把这种叙述称作“事件”或者“事故”，并非本质上的故事。读者如果不能忍受这种故事带来的失望，看来也只能找些文不对题的注解聊以自慰了。
“OBERIU”秉承的观念是预言性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性的剧烈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俄罗斯，也不仅发生在欧洲。“OBERIU”宣告了人文范例的终结，理性理解人性主题的终结。而哈尔姆斯的戏谑风格不过是一种策略，用以展示人性现实的黑暗成分。作品中无法理解的失踪事件，和漫画式的暴力场面与20年代社会人性的实质行相不悖。暴力和荒诞描写贯穿其所有人性主题，其喧闹的风格表象下，潜藏着作家将其嘲讽美学解构与其后更为黑暗的成分相结合的高度技巧。
国际书界近十年来开始关注哈尔姆斯。乔治・吉卞1997年出版的文选《穿黑外套的人――俄罗斯荒诞文学》和最近出版的尤金・奥斯塔申夫斯基的《OBERIU，俄罗斯荒诞文选》填补了哈氏研究的空白，但同样也造成一些误解，因为哈尔姆斯同欧洲战后兴起的这一文学和哲学流派并无共同之处。在新选集《今天我什么也没写》的前言中，译者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不需将作家的意图看成狭隘的政治性抗议，以避免过度简单化的图解。“过去的读者将哈尔姆斯的写作看成荒诞派文学或政治寓言，这种出自意识形态习惯的‘取景器’自动判定文本的寓意，在哈尔姆斯的作品上附加了太多潜在的误解。”如果读者超越了这种扭曲力，则不难发现哈尔姆斯的诗文中真正让人不安的生命真实，其直接的笔触会让读者误以为是突发奇想。渗透到简短文本中的暴烈成分虽然看似随意，但依然十分可信，正如《街上的一次事故》（"An Incident on the Street"）开头的一句：“一个人有一次跳下了电车，但他跳得很糟，让车给撞上了。”接着，作者用一整页的篇幅写了一系列关联松散的类似事件，直到：“最后一切都又正常起来，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波夫甚至落进了一个自助咖啡厅。”在结尾句才第一次提到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波夫，但这并不要紧。事实上，哈尔姆斯意在说明没有什么真正要紧，无论是文字上的，还是在现实中，除非我们一定要为之赋予某些意义。又或者，就像哈尔姆斯在系列警句《蓝色笔记本》中所说：“旅行时，不要把自己丢给白日梦，要自己幻想，留意每件事情，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细节。”哈尔姆斯对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有种宗教般的投入。如果用量合适，这种投入可能令人欢欣鼓舞，或惊恐万状，当它延展开来，又可能让人变得完全麻木。《今天我什么也没有写》集合了哈尔姆斯的诗、戏剧小品、杂文、轶事。译者说，对西方读者中不断扩充的写作军团来说，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阅读，以追摹哈尔姆斯所知所感的现代性。
文学作品的魔力需要时间的陶冶历练，重读哈尔姆斯的精短篇什，或许会唤醒让现代人身上感知生活的特殊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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