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作人，早已有了很多“敢于扶哭叛徒的吊客”。
周氏兄弟研究中，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是：“兄弟失和”，有不少文章和书，专门分析“失和”原因，但没有能找出任何可信根据的。钱理群先生对此问题，曾极尽一切可能地列举材料，并不支持归咎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主张。但是，学术争鸣，毕竟是争鸣，
张耀杰文道：“在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事实重婚的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与王蕴如,反而变成了受害人,帮助妻妹羽太芳子打离婚官司的周作人及芳子本人,反而变成了迫害者，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
而在周海婴的书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五年。”（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81页）“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第84页）周海婴在书中还特别提到，同为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儿子的周丰三对周作人“附逆”坚决反对，甚至以死抗议，他奇怪，为什么没有学者写文章纪念丰三这个热血青年。前后还有很多关于“重婚”说的具体内容。
写这本书时，周海婴已是七十岁老人，又是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书经过一改，再改，多方吸收知情人提供的新资料，他的文字，慎重是不需说的。他对朱安夫人很尊重，对羽太芳子，也没有任何诋毁。在看到周海婴的书之前，我也曾对此书的价值有过怀疑，刚好，买了书的同时，又看到了张文，就不能不对张文大不满，大有异议。
鲁迅对于兄弟失和的著名句子是“八道湾天威难测”，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湾，何苦来呢？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书信・340312致母亲》）
比较有意思的是“事实重婚”这个词，不论鲁迅仍然是否“旗手”，是否“民族魂”，是否仍然“伟大”，他和朱安女士“事实”上，从没有“同居”，也是尽人皆知的。纵使在他作为“旗手”被举得最高时，朱安曾经根本不为人所知，如我这样的年龄，当知道鲁迅还有一个朱安夫人时，真是大吃一惊。那么，如果说鲁、许是“事实同居”，“事实重婚”，鲁、朱就应当是“事实不同居”，没有婚姻可言，连柏拉图式的爱情都没有。朱安的牺牲很大，这是必须承认的，无论她是怎样旧式的女子，她也需要爱，而终生没有得到过。她只是为鲁迅陪伴老母，为鲁迅的母亲养老送终，独自过完自己的一生，当名义上的鲁迅夫人。
文章最为偏颇的是，在鲁迅的“多疑”上过分着力，最后把“兄弟失和”，归于鲁迅的“精神异常”，称羽太信子是“从日本远嫁中国的最为弱势的外籍女子”，我不能接受。对羽太信子，我没多少好感，她的一家，在周家的地位和势力，一点不能说是“最为弱势”，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嫁给周建人，她的兄长羽太重九在周家住过很长时间，生活来源，一直由鲁迅和周作人供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得了肺炎，需要有人照顾，羽太芳子始终不肯去上海，据说，也是羽太信子的主意。有这样的阵容，羽太信子的“弱势”怎么体现？
张文说：“无论人类社会如何进步,事实重婚都只能是被宽容的对象而不是被高调弘扬的一种美德。鲁迅与周建人也概莫能外!”这就是张文十分激昂的理由。他还写道：“在我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根本原因就在于兄弟二人的路径选择和价值取向方面的不能容忍与不可调和。”
事实是，周家老大同老二原先的“价值取向”相当一致，感情实在好的出奇：一同留学日本，一同翻译弱国文章，出《域外小说集》，一同著文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一同在北大教书，许多文章，鲁迅认为老三弄不了，都让周作人来做。周作人在语言方面特长独具，曾经长留日本，不想回国，还要学习法语，鲁迅供他们夫妇生活费用，直到实在支撑不下去，才写信说“法语不能换米面”，亲自去日本催促周作人夫妇回国。信中还自责说：“倘在一年前，当自击。”这样好的“兄弟”终于“失和”，令所有研究者遗憾，是当然的。归咎于何人，又是永远没办法认定的。
而今，仍有人要以此为题；而后，当然，也还会有人以此为题，做些文章。但兄弟二人决心让任何证据都消失的干干净净，无论今人后人如何努力，都是徒劳。徒劳却还是要提起，令我想到了《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题目如同春江的月亮，世代挂在天上，任由人们去解释。问题是永远在的，不甘于它的冷落的人也永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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