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重写中国改革开放史

大多数时候，何建明传递给周围的，总是掩饰不住的热情甚至激情。上任作家出版社4个月之内，他的《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

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的作品向来以对时代精神的洞察深度与把握力度著称。《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共和国告急》等20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先后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内的全国大奖11次，不仅仅引起社会轰动，更对社会改革、党政建设起到了有利的促进作用。

读书报：7月份您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又先后推出两本新书，10月当选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今年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何建明：今年起伏比较大，我走的地方也比较多，光是抗震救灾就去了三次，写了不少短篇，两部长篇。工作岗位有了大的变化，来到作家出版社，我和同事们全力以赴，4个月来经济效益创造了建社以来最好的成绩。从创作的角度看，报告文学家应该完成记录历史的使命。农村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问题，从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分田到户、合作社到现在的流转……土地或分或合，中国农民们总在自觉地进行着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革命。我发现并叙述了30多年前农民们进行的那一场分田到户的历史，理性完整地记录下来，这对研究、发展农村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依据。一个作家以独特的眼光观察、总结、梳理社会现象具深刻和广泛的积极意义，比总结表扬先进事迹重要得多。中国每天都有历史性变化的事件发生，我觉得报告文学作家应当自觉地完成对这种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纪录的使命。

读书报：作为一名作家，在很多特殊时刻您总是冲在第一线。能介绍一下相关作品吗？您一而再地强调责任，您怎么看待作家的责任？

　　何建明：“非典”期间我创作了对抗击非典最前沿北京市的全景式描写《北京保卫战》；今年抗震救灾期间，我主动请缨，先后三次深入灾区，创作了《来自龙门山的报告》、《不屈的山脊》、《生死承诺》和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生命第一》等一大批记录抗震现场不屈不挠故事的优秀作品。就在“神舟七号”飞船顺利升天，实现中国航天的历史性突破前不久，我直击中国火箭航天从诞生、发展到壮大全过程，出版了《天歌》。

写作到一定境界时，是靠内在力量，一定要朝着高空去完成。30年来，报告文学不断完善文体，这个文体如何更多地影响读者？我内心中一直在考虑。读者在要求我，社会发展要求我，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承担的责任。

读书报：很多时候您被称为“主旋律作家”，实际上您的角度很奇特，切入点总是很独到。您是怎么把握的？

　　何建明：我从不把自己归为哪一类作家，社会层面的问题我都关注。包括我正在写的苏州，这个前沿地区的发展对未来有指导意义，也值得我总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经跟世界融通了，《破天荒》和《农民革命风暴》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工业革命或融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看，有重要的阶段性的价值意义，我相信它们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深挖并表述，除了读者，对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好处的。文学的标准是多方面的，除了阅读的兴趣、文学感觉和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我认为后者超越文学价值。

读书报：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部关于改革开放的作品好吗？

何建明：《破天荒》以让“多国部队”到中国领海开采石油为主线，引出中国曾经经历的一段想来可笑而又极其严峻的真实历史，揭秘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惊心动魄历程。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让今天我们所有享受现代化中国丰硕成果的时候，要永远记住当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打开国门时的那段历史是何等的不易！记忆昨天，就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农民革命风暴》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事实的重要发现，说明中国农民当年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寻找生存出路所付出的勇气及智慧是何等可贵，历史必需记住他们的功绩。

　　读书报：为什么您说这部作品的出版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做出重要补充与纠正？

　　何建明：《农民革命风暴》为大家了解当年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激烈斗争和严酷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比如像分田到户这件事，过去一直认为是安徽小岗村最早分田到户的。其实小岗村并不是最早、更不是唯一的在30年前进行分田到户的。我写的《农民革命风暴》所涉及的台州皂树村就是比小岗村还要更早、更广泛、更深刻的分田到户的典型。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这种精神和这一现在读来还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动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传颂。

　　读书报：选择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抒写改革开放历史，您认为有何价值？

何建明：这是因为报告文学具有文学艺术性的“现场叙述感”这一巨大优势能给读者带来阅读时犹如亲身经历历史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当年的亲历者大多还健在，通过他们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佐证来写作，能为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也能让历史分外鲜活。它是真实的，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因而它广受读者欢迎。

读书报：您创作了那么多作品，但实际上还是非专业作家，听您说这么多年没有完整的10天来创作？

何建明：对，这种创作对一个高产作家来说极其痛苦。我因此特别期待什么时候放个长假，不用上班，那是写作最好的状态。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采访，在占有和掌握大量材料后还需要整理衔接和思考及精选，可是我的时间常常完全被分割了……但也许正因为“非专业”，使得我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情――手头需要创作的东西特别多，怕很多题材没人写浪费了，而这是都是我们时代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我们不能随便浪费了。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好效果，希望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写作是这样，人家总说用心血创作，我觉得心血不够，还要用气场。常常是写完后感觉精气都被抽走了。我干工作也是这样。这可能与军人的作风有关。

　　读书报：您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主要抓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何建明：市场经济中，产品完善与否产生的效益大不一样。我发现原来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要下功夫。社长可以有几种当法，可以轻松地指挥指挥，也可以是全身心投入的那种非常辛苦的工作。我觉得做优秀的出版家必须对每一个细节都关注，才能出成效。同事们称我是“旋风式”社长，这可能和我当过军人有关，我希望作家社成为行业中的领头兵。到作家社之后我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编辑队伍。把所有编辑重新整合，编辑部主任竞争上岗；以前畅销书做得不错，品牌书不够，我们开始突出文学品牌书的组稿与出版，今年作家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有两部，获少数民族骏马奖的作品有三部。二是加强和作家联系，进一步开发市场，社会市场和网络市场的增长幅度很大。三是抓内部管理，我来社里后内部成本的核算比过去连续几个月都是以20%-30%的速度下降。四是利用图书平台进行出版社的效益延伸，利用作家出版社的优势进行文学活动。我说过我有两个肩膀，一个担当出好书，一个担当写好书。图书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必须冲锋还得有时候陷阵。而对这，我的军人性格和“永远青春着的创作状态”使我从不畏惧。相信我们作家社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建成全国最好的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