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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似乎都知道1898年在中国所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稍后的戊戌政变。传统叙事框架大致是：在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推动和协助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于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受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来自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戊戌新政进行刚刚一百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出手囚禁了光绪帝，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戊戌新政期间的所有举措均被全案推翻，中国重新回到旧有的政治轨道。

在过去很多年，传统叙事框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认知，只是这个叙事框架显得太过简单，而且有许多问题并不能给出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比如，所谓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既然对戊戌新政如此仇视，那么怎么解释太后在最初阶段对光绪帝将要进行政治改革采取默许乃至支持态度，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政治改革的必然后果，那么她为什么不是防患于未然，事前制止，反而鼓励光绪帝大胆改革呢？又比如，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既然忠心报国、热心改革，为戊戌新政发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一夜之间翻脸，不经司法审判就将他们迅速处死？再比如，康有为流亡海外时，一直宣称他拥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诏，命令他设法拯救皇上，可是我们看到不仅皇上在紫禁城执政如故，而且皇上一再发布斥责康有为的御旨，多次重申康有为等人犯上作乱的事实。难道一个堂堂的政府不如一个人有信誉，还是别有原因在？凡此，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切和重视，20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旧资料的重新解读使这种种谜团慢慢露出其冰山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最近出版的《1898年中国故事》在学术界20年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戊戌叙事”。

根据《1898年中国故事》表述，慈禧太后对新政改革的态度固然很复杂，但作为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始终如一地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社会转型期顺利渡过，能够重建过去的辉煌，因为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朕即国家”是最高的政治信念，没有任何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否则就很难合乎情理和常识。著者不仅就此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而且根据新旧史料的排比、重读，在事实层面重建了戊戌前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慈禧太后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作用。著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漫长时期，慈禧太后实际掌控政权的近半个世纪里，可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变化最大最彻底的一段时间，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不仅为大清王朝重建辉煌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是伴随着经济成长，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管控的相对宽松所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民主意识萌生，在为1895年后“维新时代”的形成，为1898年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如果说这些变化完全出于慈禧太后的预料，恐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正如费正清曾经分析的那样，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慈禧太后和她的统治集团清楚知道对外打开一个缺口之后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转型与变动绝非只是经济层面的，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变动，大清王朝虽然不愿像日本明治政权那样进行急剧性的政治变革是事实，但慈禧太后心目中并没有完全拒绝伴随经济成长而发生的政治变动，只是她期望政治变动最好是渐进的，最好不要给社会带来剧烈震动。所以，她不反对陈宝箴1895年在湖南开始的新政尝试，不反对张之洞、严修、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疆臣官绅等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以当1897年底民族危机再次高涨时，慈禧太后同意并支持光绪帝政治改革的尝试也就在情理预料之中。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著者的分析与评判，但不能不承认著者的论述是建立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

至于六君子之死，《1898年中国故事》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六君子在戊戌年间的历史性贡献，仔细分析六君子的性格，特别是根据新旧史料重建了新政后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政治势力主要囿于“信息不对称”而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因为各种史料已充分表明，在所谓的“戊戌政变”发生之前，清廷并没有废黜光绪帝的任何计划，最高政治层面对新政举措的分歧，比如刚毅、张之洞、陈宝箴等对废八股改科举的不同看法等，其实只是政策出台过程中的合理现象，并不能证明清廷内部已经分裂出革新与保守鲜明对立的两大派别。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由于康有为性格的高度敏感和深深的猜疑心理，使他在新政开始时就以为有一个庞大的政治上的假想敌，设想清政府内部有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以荣禄、刚毅等满洲贵族为中心的所谓政治上的极端保守势力，所以当政治急剧变化引起社会不稳定，光绪帝向四小军机中最为持重且与张之洞等方面大员关系密切的杨锐问计时，杨锐给出的一计就是将康有为驱逐出北京，理由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有为急躁的政治建议和不那么高尚的政治品格在在影响了政治稳定，违背了政治场的游戏规则。杨锐的这一建议，康有为至死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他也不愿意面对。

杨锐的建议为光绪帝所接受，于是发御旨命康有为火速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主持《时务官报》，紧接着又有林旭当面向康有为传达性质相同的口谕。由于康有为不知道光绪帝御旨出台的幕后背景，所以他在接受光绪帝御旨的同时，却自以为是地以为慈禧太后等政治保守势力已经抢先动手囚禁了光绪帝，所以康有为着手部署动用袁世凯的军队，动用江湖力量，准备以暴力手段解开和平变革不太顺利的纽扣：包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太后放弃权力，或者处死太后，事情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当这一计划逐渐暴露后，六君子敢做敢当坦然面对清政府的血腥杀戮，因为按照大清王朝的法律，即便是未遂的军事政变，也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当然从后来的政治理念看，清政府不经公开审判就如此决绝血腥杀戮，除了担心外国势力的干预外，也表明慈禧太后本人对这一事情是多么愤怒。

至于所谓“衣带诏”，《1898年中国故事》根据严密的资料考订，重建了这一公文怎样由光绪帝交给杨锐而演化为林旭传递的口谕，再演化为康有为后来在海外的所谓衣带诏的形成过程。作者认为，过去对康有为伪造衣带诏的指责以及由此对康有为个人人格的怀疑可能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当局者，康有为不知道光绪帝向杨锐问计，更不知道杨锐竟然建议将他康有为驱逐出京作为平息政治乱局的关键，甚至不知道与他情同师生的林旭竟然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充当说客，向他当面传递命他火速出京的御旨。而且更重要的是，杨锐、林旭在事变后都不在了，再也无法向康有为陈述真相，所以康有为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说这个衣带诏基本上是假的或许可信，说康有为有意识地伪造，似乎对康有为的人格太过低估。

重建“戊戌叙事”是一个宏大工程，《1898年中国故事》在严密考订史料的基础上作了有益尝试，对传统叙事框架作了很大修补，提出了很多新的学术见解――这些见解未必能为历史学界全盘接受，但其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该书在表述方式上完全不像一般学术著作那样程式化十足，那样艰深晦涩，作者尽量舍弃学术性的语言程式，且重新回归了中国传统史学“讲故事”的优良习惯，通过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环环相扣，悬念迭起，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1898年中国故事，读来引人入胜。这让人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著的写法在国内受到一致推崇，但在学界却少有实践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不知马勇先生是否从黄著中受到了启发，但愿意把该书看做黄氏写法的一个本土版本，在国内历史学界，这样写法上的新尝试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