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异”的书写挑战儒家思想的打压
《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属于顾彬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系列，德国汉学家莫宜佳撰写。莫宜佳专研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对《搜神记》、《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古代作品深有发掘，独出“异”想。
莫宜佳对钱锺书的比
莫宜佳从欧洲汉学家的独特角度，把从六朝、唐宋以至于明清的中国传统“中短篇小说”作品，置于她发掘出来的独特的“异”概念下，寻找到了通向这些纷繁复杂“叙事文学”的秘密小径，得以有效地概括和分析这些卷帙纷繁的作品。这种分析方法，使她的审美立场形成了有效的循环：“异域（欧洲）→中国→异域（外国）”。
从“异”字开始，再分别组词进行解释，莫宜佳认为，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可以定义为：跨越通往“异”的疆域的书写。“有关奇异、鬼怪、非常、不凡的形象和事件的描写是它的中心概念。”（《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P5）因此，“‘异’这一核心概念应成为我们在中国短篇小说的浩瀚大海上航行的指南针。”（同上，P5）
通过对“异”字及其涵义的精妙分析，莫宜佳发现，“异”不仅是中国古代作家对自己文集及作品的命名，而且直接挑战了传统儒家思想对这些作品的高度打压。
莫宜佳的重新概括与命名，为这类传统儒家文化压榨下的“违逆型”文学体裁进行解脱，并为它们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打压式评判模式，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依据。
莫宜佳认为，笼统地用“小说”概念来对这些卷帙繁多的文学作品进行归纳，不足以呈现其文学本体性，也不足以囊括所有价值独特的中短篇叙事作品的种类。
“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学界迫切地想跟西方接轨，草率地把“小说”概念跟英文“Novel”进行对接。而西方对所谓“小说”的叙事文本，有更加细致的分类：Story、Fic鄄tion、Novel以及Romance。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大概译作“Romance”更合理。
莫宜佳通过对中国传统中短篇叙事文学的大量研读，寻找出了“异”这个概念，来加以分析和归纳。她强调，“异”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作品打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限制，使写作者和阅读者得以脱离现实道德伦理世界的桎梏，轻松地展开想象力的翅膀，为那些时代的社会与生活，留下了不朽的文学作品。
莫宜佳认为：“‘异’的意象像一条红线贯穿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创作的始终。它是开启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又是反映这一文化阴暗面的镜子。”（同上，P294）
莫宜佳在书里一再强调，中国传统中短篇叙事文学的特殊文本价值，就在于它们超越了官方和儒家文化的限制和打压。而中国传统写作者的身上，一直“身负儒家定义的重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成为至理名言。小说作者应该也像史学家一样成为社会生活铁面无私的镜子，鞭笞弊端，称颂德行。他应忠于现实，并像孔子所要求的那样‘文疑则阙’，而非主动地填补空白”。（同上，P5）
莫宜佳笔下这些“异文”的作者，突破了“儒学史观”的控制，专语“怪力乱神”。明代作家袁枚给自己的文集起名《子不语》，就直接地表达了对儒家僵化教条的反讽。
莫宜佳看到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作品与西方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文学受到传统史学写作规范的巨大束缚。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将文学置于高于历史的地位，认为它反映普遍真理。而在中国，“这一关系是颠倒的。自班固以降，儒家史学家将叙事文学看做史学的低级分支，它应严守史学界尊重史和遵从道德原则的标准。在中国，对于作家们来说，生死攸关的文史真实之辨不得不始终面对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因而阻滞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同上，P17）
莫宜佳基于欧洲小说文化的传统立场，努力为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的文学本体核心价值进行辩护。她在仔细分析和剥离传统中国儒学史观和道德价值观的硬壳后，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非凡想象和优美语言作出了肯定。传统儒家文化下，人们对一部作品加以肯定，会说这是“史笔”或“诗笔”，暗示着“史”与“诗”这两种文体拥有高于中短篇叙事文学的地位。即使到现在，中国文学界仍然为此纠缠不清，乐于谈论文学中的国家责任和社会价值、道德伦理，而把文学作品本身的想象力、叙事语言等文学基本因素抛到一边。
莫宜佳在本书的开端，为中国传统叙事文学混淆而痛苦的纠缠局面，分析出了两个不同的价值线索：“第一，官方儒家评论以作品情节内容是否符合史实作为判断标准，从而对其做出负面的评价；第二，由艺人和学者代表的非官方的传统，为中短篇叙事文学辩护，并试图为它寻求文学的定义。在这一立论的基础上，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是通过‘异’这一概念来定义的。”（同上，P3）
在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进行总体概括并有效归纳后，莫宜佳进入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过程，就拥有了暗夜行路的灯光。
从《搜神记》、《唐传奇》到《聊斋志异》
莫宜佳轻松地穿行在《搜神记》、《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卓越的传统叙事文本构成的喧闹森林里，看到了里面热闹非凡，独具趣味的景象：“在六朝时期众多叙事主题类型中，有四组主题颇具代表性……人与妖怪、侠客、神仙和鬼魂的交往。……这四组叙事主题发展出后来中国叙事文学中两种主要模式，即极具中国特色的爱情故事和公案故事。”（同上，P50）
《唐传奇》里的很多故事，是宋元话本和明传奇的写本模板。莫宜佳发现：“唐代传奇小说中，人物类型则更加丰富多姿……身处社会边缘或是身陷两难境地的人物受到更多的关注：为爱情所抛弃的人、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或是妓女等等。……妇女常常成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男性形象则退入背景之中。”（同上，P112）
莫宜佳运用“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手段，通过对唐传奇里具体作品如《郭代公》、《乌将军》、《补江总白猿传》等的细读分析，找出了“少女―英雄―野兽”的基本人物原型和西方类似的母题进行有趣的对比，得出了富于启发性的结果：“……少女与怪兽结合，……便意味着‘理性’与人之‘原始冲动’的调和。……而在中国作品中，情形则不尽相同。……故事中白猿的形象融合具有异族的、为欲望冲动所驱使的、野蛮而又富于文化色彩的特点。他的性格特征充满着矛盾：既是学者，又是勇士；既是怪兽，又是人类；既是异族，又是中国人。这一复杂形象成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同上，P116）
在《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这部书里，莫宜佳体现出了一种驾驭文学史写作的高超技巧。她先设定了分析位置和分析逻辑，然后进入文学材料，这样就纲举目张，不慌不忙，得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发现。在本书的中部开始，莫宜佳进入了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尤其以对李渔《十二楼》的母题分析和叙事结构的破解，令人深有感触。“叙事学理论”不是新武器，但是莫宜佳用来得心应手：“李渔对于镜像主题的处理极为优雅。这一主题首先出现在佛教信仰中；镜子象征着佛祖神秘的智慧。它像月亮一样映照在江河湖海的水中，但却难以捉摸，可望而不可即。后来，这一比喻被世俗化，用于形容爱慕对象的美丽。在《十二楼・合影楼》中，常见的比喻‘水中月’、‘镜中花’被赋予新的意义。作者幽默地将这一传统的镜与情的比喻字字认真。”（同上，P219）
莫宜佳在这里体现出了良好的理论批评素养，中国同行在这方面恐怕一时难以企及。
莫宜佳通过三分之二篇幅的归纳、总结和具体分析，准备好了一切铺垫，最后终于进入她认为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作品典范《聊斋志异》的解读时，已经达到了自在的境地。
《聊斋志异》不仅重现了此前一千多年中国短篇小说的种种重要的主题与结构，而且通过对文言文的反复锤炼，蒲松龄撰写出几百篇结构上无懈可击、文字上令人惊叹的作品。在《聊斋志异》里，蒲松龄的叙事视角更多地赋予那些在传统社会里遭到极大漠视的妇女形象，通过形象的变异、人鬼的沟通，《聊斋志异》塑造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卓越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不仅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观念变化，而且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莫宜佳在著作末尾以“笑”这种人类文明世界最为特殊的现象作为叙事的回环节奏，再度提升了这部著作的分析力度和思考浓度：“在小说《婴宁》中，‘笑’成为故事的中心动机。……她（婴宁）的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她从内心深处所发出的、似乎是来自另一‘疯狂’世界的、使人无法抵御的笑声。……婴宁的幼稚和亲近自然，她对于儒家礼仪的厌恶都是道家理想的体现。然而，婴宁却又不是道家信徒，背弃人世，而对人间的亲情无动于衷。婴宁通过她的婚姻、她与家人的相处，以及她对于鬼母的亲情，都证明了与之相悖的生命哲学。与艾柯的《玫瑰之名》相似，婴宁的笑是人性最深刻的内涵。”（同上，P280-281）
莫宜佳的敏感，让她的分析具有了诗意，从而达到了优美叙事和严谨分析的有效结合。
同样的文学材料，同样的分析归纳，较之中国同行，莫宜佳如何能够写得如此兴趣盎然？如此令人愉悦？莫宜佳拥有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自由心灵和丰沛理论素养，以贴近文学作品的人性本质，充分尊重文学本体性和叙事语言，加以有效的理论分析，摈弃过去六十年来附着在中国文学史学者身上的那些话语污垢和陈词滥调，才让这部文学史具有独特的语调与生命力。
莫宜佳深谙人性本质的重要性，她说：“《聊斋志异》中的‘笑’是发自一个前文明时代的、蛮族世界的‘笑’。它无视一切习俗和庸俗礼仪而只作为情感的宣泄渠道。自然的乐天精神既能使人身心健康，又能缓解冲突。然而，它又像炸药一样，会引起另一些人的厌恶，而且甚至导致死亡。在与社会礼俗的斗争中，笑声消失了。然而，它却并未彻底失败，而是在孩子身上和艺术之中获得永生。”（同上，P281）
《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德]莫宜佳著，韦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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