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从台湾到内地
影片讲述的是如何面对遗憾和失败的故事。音乐少年阿嘉在大都市台北遭遇到了挫败，卷起所有家什回到家乡恒春，仰赖其继父民意代表的身份，顶替老邮差茂伯，做起了投信的工作。他擅自拆开一个本该退回日本的邮包，里面装着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和一个日本老师写给这位女孩的七封情书。他们本已约好一同搭船前往日本，但他最终没有带上她。在船上他给她写了七封情书。死后，情书被他的女儿发现，寄到台湾。“海角七号”即是年轻女孩友子的地址，但因年代久远，老地名早已不再，也无人知晓。同时，一个日本疗伤歌手要来恒春举办演唱会，需要一支暖场乐队。恒春每年的海洋音乐季从来没有邀请当地音乐人演出过。阿嘉的继父为了抚慰“儿子”，让他重新振作，一定要在当地找出“人才”来组织一支乐队。
影片一开始的构思就是一部常规意义的音乐电影。一群年轻人组乐团，其间发生了不愉快、摩擦、分歧，最后表演完成，也滋生了几段恋情。那其实也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也是成立的。但是导演魏德圣认为，这样处理的话则缺少特色鲜明的当地文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拍。因此又选择了“日侨遣返”的背景、“情书”的事件，以增加故事的厚度。
说实话，《海角七号》故事并不新鲜，走的是商业片的路子。之所以受到如此热捧，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归功于影片中的人物设计上。我们不难发现，《海角七号》里的人物，都是失意的人。劳马原本是“霹雳小组”的一员，整天不着家，而且经常有生命危险，妻子(他口中的“鲁凯公主”)因而离家出走，他“心情坏”，执行任务时，伤了脊椎，出院后回家乡当了一名安分守己的交警，还一直期待着妻子能够回家。茂伯弹了整整五十年的月琴，虽然被报章奉为“国宝”，而在流行音乐盛行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聆听这么古老的乐器。到处点头哈腰的米酒推销员马拉桑，每天面对歧视仍拼命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喜欢上老板娘却只能远远爱慕的修车房伙计水蛙。一个同样叫友子的日本女人，也只是过气的模特，被留在台湾监督暖场乐队的排练。这些人凑在一块就是一队哀兵，似乎预告了这件事成不了，那一晚的表演必然会出状况。阿嘉问友子：“你真的期待我们这些破铜烂铁？可是我过了15年，还不是一样失败。可是我并不差。”那一刻，阿嘉的话，正是今日很多台湾人的心声，磕磕绊绊许多年，在整个大历史中，仍然是尴尬的位置。
该片导演魏德圣曾经做过台湾大导演杨德昌的《麻将》的副导演，对于角色肌理的把握还是很有层次的。片中人物众多，要如何让每个人物鲜明可爱，每个人物的信息如何在主线的走动中，透露出来，如何透露，都是见功力的。茂伯是里边很抢戏的一位。其中一场戏，茂伯发现阿嘉竟然把早该投出去的信都堆在一个大纸箱里，顿时大发雷霆，阿嘉的继父出现了，他作为一个调停者，一边听着茂伯在抱怨：“我不是放在家里当神主牌。”一边说服阿嘉，让茂伯加入乐团，以便平息“失职”事件。观众会觉得很生活，很有趣，而戏的转折也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导演绕开台湾的其他地方，选择了恒春作为影片的拍摄地点。恒春是一个混杂着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本地人、观光客的地方，很多场景、情绪都是现成的。所以他也安排了很多充满“冲突”的剧情元素。比如民意代表对着水蛙大喊，“要把恒春放火烧掉，然后把所有年轻人叫回家乡，重新再造。自己做老板，别出外做别人的伙计”。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坐在饭店的阳台上，看着大海，道出一句：“这里的海这么漂亮，我们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因为有钱人连海都买去了，我们还看什么？”在这里，现实层面又透过“浪漫”的表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窥导演宏大叙事的野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中参与演出的大部分是音乐人。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中孝介，还在片中自弹自唱了一曲，也是影片的亮点之一。
所以说《海角七号》很时髦，但也很古典。它五味杂陈，充满着人间的味道和小人物的辛酸。而滋味种种都被统一在最后一场戏里，“野玫瑰”的歌声再度响起(这首曲子在影片开始时由茂伯哼出，在影片中间由茂伯的月琴弹出)，由演出时中、日文交替的演唱，幻化入一片令人心碎的童音，年轻时的友子，站在海边等待着她的恋人，年老的友子，发现了阿嘉偷放在板凳上的旧情书。无须多言，一切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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