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编辑委员的署名文章，题为“在日中国学者的连带网络”，该文对近年中国学者之于日本的活跃情况表示了赞赏，同时也指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与早期知日派鲁迅、郭沫若、廖承志回国用中文表达日本不同，目前的旅日中国学者多用日语撰稿发言。二是这批学者分成“新三届”与“六八式”两大
所谓“新三届”是指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到1979年入学的本科生，而“六八式”指的是出生于60年代，在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如何观察不同年代的学人风格，成为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一条途径。
不过，仅以上述概观而论，似乎还有一部分潜台词读不出来，尤其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有必要提出来的。
作为在日本安身立命的中国学者来说，评论他们用日文写作也许过于苛求。但抛开个人的喜好不谈，这种日文著书有很大成分是为了日本的舆论需求。诚然，专心治学是旅日学者的一般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日语圈内的著书立说最吸引日本人的，往往是对中国的看法与评论。
与旅日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在日本容易露头相反，这些年中国有关日本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落后的。根据年初东京国际书展的报告，中国的大出版社在30年间出版的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专著平均不超过数本。一方面，旅日学者在日本学界非常活跃，而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本来最需要前沿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发言，但却不见他们的动静。
中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旅日学者的愿望就不那么容易达到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留学日本为了学科技，也为了认识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却又在经济上打败了老师的近邻，但目前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旅日学者进入日本学界、院校、影视界等等，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替日本分析他们的对象国。
我担心这样下去，日本会越来越了解中国，而中国会越来越不了解日本。
旅日学者用日文在外的建树多于用母语为国内的写作。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已经在日本安家落户，既要维持家庭生活，又要以日文作为公共语言。从这一点而言，责怪他们使用日文做学术发表是不公平的，但对于希望为国内撰稿出书的要求则需要一种关怀。作为中国的舆论界应该重视这批久居邻邦的学者。尽管中日两国的生活水平还有差距，但如果经过大家的努力，把日本提升到中国普遍关心的问题，那么有关日本的中文论著就会赢得比日本更大的中国读者市场。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日两国的经济悬殊，而是中国对日本的关心程度究竟能否提高。
本文开头提到了旅日学者的年代差，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中国图式在邻邦学界的如实映照。从这一点看，旅日学者的中国情结仍然维系至今。但同时，如何克服日本对旅日学者的功利需求，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做出贡献，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方法，而是中国人的意识的问题，这尤其需要中国知识界的关心。
毛丹青博客:http://blog.sina.com.cn/maoda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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