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刚毕业，生性害羞又不善言辞的我，正不知所措，想找个理由挂电话，对方已经跟我聊上了。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记得在电话里跟她说了些什么，感觉就是很轻松、很自在、很高兴。
那是1973年的夏天，第
到港的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到虎豹别墅拍照，一大堆男记者群中夹着两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一位叫李小珍，另一位就是汪曼玲，他们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汪曼玲小小的个儿，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可爱又美丽。那些粗黑高大的男记者们常常拿她们开玩笑，她小圆脸上浮现着小酒涡，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有前一晚的交谈，见了她特别有亲切感。这一次的香港五日游，我感觉所有香港记者都对我很友善，临别很是依依不舍。但是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名女记者。
《窗外》在香港的票房记录是65万元港币，当时是相当卖座的台湾文艺爱情片，我也因此而一夜成名。
回到台湾拍了刘家昌导演的《云飘飘》，票房新台币400万，也破了票房纪录，从此我就忙得不可开交，也不记得什么香港女记者了。
1978年，港台组织一个团体到泰国义演，那一次声势浩大，有成龙、徐枫、秦汉、秦祥林、林伊娃。汪曼玲是随团记者，一路上说说笑笑很是开心。有一天我们整团到芭堤雅海滩玩，我里面穿着红色比基尼，外面套着大红衬衫配大红短裤，只因为怕她拍照不肯脱下衬衫和短裤，我穿着衣服骑水上电单车，上空中汽球，一个人被吊在高高的天空上一点也不怕。那时候胆子真大。记得成龙由汽球上掉了下来，大家很紧张，因为他不会游泳，很多人抢着去救他。我自以为是游泳健将，也准备脱了衬衫跟着去凑热闹。我跟阿汪说：“我要脱衬衫了，你不要拍我啊！”阿汪穿着小短裤，手里拿着小照相机，小胖手指着我：“只要你脱，我就一定拍。”我只好作罢。
回到台湾又继续我昏天黑地的拍戏生涯，那时候台湾电影圈黑社会当道。1984年导演林岭东找我来港拍《君子好逑》，我就乘机接拍香港电影。从此就结束了台湾的电影事业。来到香港之后，在许多的记者招待会、电影开镜典礼、杀青酒，都会见到她，在记者行业多年，她变得更精灵更洗练更实际，几乎成了记者头儿，印象里大多数有记者在的场合，她总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也经常负责发问。还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变得更成熟，更锐利，透过近视眼镜的玻璃镜片，就像是两颗小探照灯似的到处扫射，若它停留在你的身上，你应该高兴，那表示你有价值。她也从不掩饰她那实际的一面，表里合一正是她可爱之处。我是个很保护自己的人，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尤其是记者，但是我喜欢她的真而爽。在这段香港拍片的日子，我们成了朋友，闲时经常相约吃饭聊天，有时她也到我的小公寓，一聊就是半夜。
1992年《东方不败》上演以后，我的片酬很高，片约不断。一心想着爱惜羽毛，选好戏接。她比较识时务，她说以我38岁高龄，赚多少是多少，赚够了就可以上岸。于是我听她劝告，那年就赚进了数千万上岸金。那两年非常辛苦，部部都是古装武侠片，戴假发，拉高眉眼，穿上一层层的古装戏服，打打杀杀，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她帮着我接戏、推戏、排期，两人忙得不亦乐乎，最后终于上岸了。我们俩的缘分也上了岸。
14年没跟她坐在一起，再次见到她，她愈加沉稳干练了。在明报周刊的汪曼玲访谈录，看到许多她访问的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凸显出自己的个性，很喜欢看她写刘晓庆，相信也只有她有这本事，让刘说出自己出入监狱的心理过程，以及在人生中大起大跌的感想，和在监狱里悟出的道理。她写出了刘家昌的随性、任性和蛮不在乎。刘家昌也没把她当外人看。她在凌波、金汉互道长短的言谈间，写出他们鹣鲽情深的一面，她也道出沈殿霞和女儿郑欣宜动人的母女情。
她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所说的话写出来罢了。”我想她必定是把谈话内容先消化了之后再组织起来呈献给读者，文章平实易读。读者仿佛是在分享着朋友的生活点滴，和对人生的体验。能做到这点也是多年来记者生涯所累积的功力。
2008年6月,“喂！青霞，肯不肯接受我的访问？”
“阿汪！写了这么多年你还写我啊？让我来写写你吧！”
“那好！月底交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