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行龙
9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所主持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成为国
“集体化时代”，其实是行龙的命名：即从抗战时根据地的互助组，到1949年以后的农村社会中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即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时代。“学界往往把1949年前后割裂开了，但农村社会中的路线，方针，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做法，比如土改的做法，都是从抗战时期根据地时期延续到了后来。没有互助组，就没有初级社。”
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对行龙而言，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其实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我家在一个小山村里，到上大学之前，一直就在村里边。”尽管在城市多年，但行龙仍然心念农村，“农村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也暴露出许多的问题。现在在我的老家，村里孙子这一辈都送到县城读书了，儿子这一代人出去打工，爷爷奶奶这一代人，在县城里租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房子，伺候孙子孙女在县城里上学。但我当年念书的时候，小山村的学校还是红红火火的。医疗不用说了，赤脚医生，小病小灾就在村里解决了。”那时，行龙就隐隐约约觉得，对那样一个集体化的农村时代，是不是不能把它全盘否定掉；作为一位史学学者，研究也不能老是停留在学校和图书馆里头，还是应该关注一些现实，首先就是，“农村社会值得很好地关注”。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龙在旧书市场里发现一袋契约，而且还不是平平常常的房契、地契，甚至还有卖煤窑的“煤契”，以前他都从来没有见过。“我当时记不清要了几百块钱了，我毫不犹豫掏钱就买了。”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行龙开始思考更多的问题。
“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框架，更多地是研究上层领导或者是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重大历史事件，而对基层社会，尤其是以芸芸众生身份生存的亿万农民，他们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以及日常生活等的了解和研究仍然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在集体化这一特殊的时代里，除了政治还有经济，除了革命还有生产，除了斗争还有生活，除了中央还有地方，除了领导人的个人生活还有百姓生活的众生相。”
那一年，社会史研究已经很热了，但是，从研究的队伍到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社会史并没有进入当代史的研究。“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觉得有点敏感。但是，有些学术研究我们是要开展的，尤其是一些资料的抢救。到一定的时候，有些东西就可以做了。”
这几年时间，行龙和他的副手、中心副主任郝平副教授，还有中心全体师生，全部发动起来，收集到遍及山西南北各地百余村庄、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其中过程，“很艰苦”。
行龙举了一个例子。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马维强，通过亲戚朋友知道阳高县的一个村有一批有价值的档案，想拿到这些资料做研究。但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知道他要拿这些档案的用意，不轻易给人。马维强就在那个村里呆了半个月的时间，给人家帮忙，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写点东西就写，倒水擦地的，慢慢地获得了他们的信任，终于拿到了资料。
“我们还经常把基层的人、农村的人请到我们中心来看，我们这边密密麻麻的资料，都整理得非常好。我们会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些研究，权当你的东西在我们这保管呢，要用的时候，我们会完璧归赵给你的。”行龙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行龙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和郝平见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想方设法也要把它要回来、买过来。
“这是一种抢救。也许再过几年，这些东西就没了。”行龙说。确实，正如陈寅恪所说的，什么是学术的潮流，就是利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
现在，中心目前以已收集到的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为依托，以图片和实物为辅，结合各类报纸文献，建成了一个全面展示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
一个研究中心做的展览，国内学界目前还没有过。有学者用“惊奇”来形容。
现在，国内有学者在做集体化时代、陕北农村妇女的口述史，行龙认为这也是一条路子。但是，他觉得，“现在还有文献，我们应该把文献和口述个案结合起来更好。当然，文献的搜集整理是要下大工夫的。”
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行龙认为最大的价值在于研究对于今天的意义。“我们就是从那样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但我们对那样一个时代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前进的。我们要很好地研究那个时代，那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昨天。”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重提农业要走集约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道路；行龙还记得在邓小平的文稿里头看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和李先念明确说，农业最后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
为了更好的对一个时代进行整体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构成是跨学科的，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外语、经济学和地理学。今年，行龙还专门招了一个会计学的研究生，希望她能用现在的会计学专业的知识，把集体化农村时代的账目解释清楚。
其实，行龙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山西大学的副校长。但他更愿意别人称他为“教授”。在行政职务与学者的身份之间，他并不觉得有矛盾的地方。“做了行政工作，就要对这份工作负责任，这是第一位的。我在山西大学也是有口皆碑，没有人说行校长的工作不负责任。那么，我为什么还能做学术呢，除了行政工作以外，其实还有大量时间做学术。有些官员一天都是吃啊喝啊，这儿跑那儿窜，其实是时间的浪费。做了行政工作，学问能做好的也大有人在，就看怎么处理时间。”
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行教授有时候通宵都在中心呆着；而记者走访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更是发现行龙教授的办公室还放着毛巾、漱口杯和牙刷。以这样的态度来做学问，除了一位学者的责任心，怕就是一份难以割舍的现实情怀吧。就像行龙教授所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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