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语堂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是正规西方教育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他怎么会和卿卿我我的“礼拜六派”走到一起去的呢？
林
语堂先生
老作家孙犁不喜欢报上那些娱乐性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他有一次忽然有所发现地说：“现在报上的‘周末版’，不就是过去的‘礼拜六’吗？”
这话说得机智，颇让人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
因为，从字面上说，“周末”就是“礼拜六”；而从深一层说，“礼拜六”是一个杂志名，也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这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流派，一般又称“鸳鸯蝴蝶派”。孙犁的意思，当然是为了表达不满。
这使我想到了最近读过的台湾版2007年二月号《传记文学》，这一期中由“编辑委员会”编撰的《民国人物小传》（377）的传主是“凤子”，她是演员兼作家，也当过编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1年）十月十五日，综合性文艺刊物《人世间》月刊创刊于桂林，以封凤子之名任主编（编委有周钢鸣、马国亮等人）；发行人丁君?所定之刊名原为《人间世》，凤子要求改名为《人世间》，以别于抗战前在上海出版过由林语堂（玉堂）创办、近似“礼拜六”派之《人间世》……
又是“礼拜六”！《传记文学》是比较严肃的刊物，《民国人物小传》则是每期必有的一个浩大的工程，它不同于那种由个人随意写写的文字。所以，认为林语堂当年所办的刊物（除了《人间世》，更有《论语》和《宇宙风》）“近似‘礼拜六’”，恐怕也是一种由来已久而至今犹存的看法。
其实这样的话，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胡风也曾隐约说及。在那篇著名的《林语堂论》中，谈到林式幽默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时，他就警告说：“如果离开了‘社会的关心’，无论是傻笑冷笑以至什么会心的微笑，都会转移人们底注意中心，变成某种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为笑笑而笑笑’，要被‘礼拜六派’认作后生可畏的‘弟弟’。”
现在的“周末版”，或者说那些生活类消费类的文字，与那时的林语堂有没有关系呢？
林语堂与“礼拜六”，究竟有无相似之处呢？
与“平康买笑”争夺市场的“礼拜六派”
首先须指出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坏名声，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洗刷了，大家已大体公认其为清末民初形成于上海等大都会的通俗文学流派，他们承袭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统，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市场，其成员并不是什么“黄色作家”。而《礼拜六》，是这一派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刊物，于是“礼拜六派”的说法也就口口相传了。
“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本来多在报纸副刊（俗称“报屁股”），体裁则以旧体艳诗与长篇连载为主。《礼拜六》是一个周刊，由中华图书馆创办于1914年6月，至1916年4月出满百期停刊。那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所以很自然地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攻击对象。但它于1921年3月又复刊，可见它有自己的市场，并不惧于新文学的出现，再次出满百期，这才彻底停刊。在它复刊的第二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与它性质相类的《红杂志》（后易名为《红玫瑰》），此外还有《快活》《游戏杂志》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性刊物，而《礼拜六》始终处于领头的地位。
这些刊物的产生，与都市读者群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关系。都市市民不同于乡村农民，眼界相对开阔，生活相对独立，求知欲望增强，又有固定的下班和周末时间，而文化程度也相对高一些，这就有了以文学阅读消遣娱乐的需求。在《礼拜六》创刊号的第一面，有一篇发刊词性质的文字，这样写道：
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曰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这段文章实在是好，既做了广告，又渲染了读小说之佳妙，更写出了当时新兴的都市市民理想的周末情状。那时还无新式标点，只以圈点断句，标点是笔者抄录时所加的。它虽为浅近文言，其实与白话已无多大区别，抄下这么多，也可与下文林语堂一派的文风相比照。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明白无误地写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这样的文学，正是用以与“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争夺市场的。
新文学阵营中的“礼拜六派”
林语堂不像刘半农，他与“鸳鸯蝴蝶”之类的旧文学没有什么联系。他出生于闽南漳州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父亲从小给他的教育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后他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这时他发现了自己中文知识的贫薄，开始自觉地“恶补”；而五四运动也已来临，他成了《新青年》的投稿者，在1918年2月和4月发表了两篇谈“汉字索引制”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重视。第二年他在胡适的资助下赴美留学，从哈佛毕业后又到法国和德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任教授。虽然胡适有恩于他，他却和鲁迅、周作人走得更近，很快成为“语丝派”的健将。从这样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是正规西方教育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他怎么会和卿卿我我的“礼拜六派”弄到一起去呢？
然而，且慢。1932年9月，以邵洵美的时代书局为依托，林语堂和一帮朋友办起了《论语》半月刊，林任主编。这是一个标榜“中立主义、客观主义”的散文刊物，自创刊号起，连续登载多期的《论语社同人戒条》的前两条就是：
一，不反革命。
二，不谈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当时他文章中凡说到“反革命”，都是指左翼或革命者；而说到“革命者”“革命家”等，则基本都是指那时的官僚和统治者。此戒条为批评统治者埋下了伏笔。但他的原意，是办一本超脱政治的杂志，既不同于左翼刊物，也不同于国民党的御用刊物。那时候，右翼的御用刊物是招人厌恶的，根本没有市场；左翼杂志卖得比较好，但主要也是左翼青年和同情左翼的进步读者在买，市场并不是很大；像《论语》这样的刊物走中间路线，竟一下子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令各方――也令办刊的林语堂等――大吃了一惊。当然关键还在于林语堂打出了“幽默”的旗号，此前标榜不左不右的刊物并不是没有，在中国打幽默旗号的散文刊物却从未有过。那时的情景，正如鲁迅两年后在《一思而行》中所说的：“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
《论语》初创刊时，大家并不准备赚钱，甚至连稿费也可以不要，这和《语丝》创刊的情景倒有点像。不料创刊号销路意外大好，当事人章克标后来回忆道：“创刊号重印了几次，一下子轰动了读书界，以后也保持了这股势头。《论语》的畅销引起了各方面出版的兴趣，都来竞相办刊物了。”（《文苑草木・林语堂两则》）30年代的“杂志年”，其源头就在这里。
既然一开始并不准备赚钱，而后来大赚，这就是市场选择了林语堂，而不是林语堂选择了市场。但市场何以会选择他呢？这也是一种“适者生存”。于是我们发现，《论语》中确有不少大受市民欢迎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往往会成为畅销的标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笑话。
每期《论语》都有不少笑话，有些并不好笑的东西也是拿来当笑话讲的，但也多有标准的传统的笑话在。比如第一期的目录中，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标题：《有驴无人骑》《日人之不幽默》《幽默好例》《龙虾灰色》《晏子诙谐三则》《苏秦吃咸蛋的故事》《留学生善用抽水马桶》《边孝先腹便便》《拘礼者戒》……这些题目，与后期《礼拜六》中的那些“开颜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当然不能光看题目，还得真正深入进去。那么，我们就来试看老舍吧，他是《论语》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新文学家。老舍较早刊于《论语》的文章是第四期上的《祭子路岳母文》，此文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与林语堂发在创刊号上的《缘起》相呼应。因林说：“惜其时子路之岳母尚在，子路以办报请，岳母不从。事遂寝。今年七月，子路的岳母死。于是大家齐立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作《论语》。”于是他也模仿八股式的文言调侃道：
夫子路之岳母者，子路之妻母而孩子们之姥姥也。夫姥姥何为而反对子路办报也？不闻夫子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而升堂，显系知县大老爷矣，知县而升堂，而未入于室，是因废私，而欲试行生育制裁者矣。而再办报，入室之望微矣！齐家而后国治，子路独不知耶？岳母之用心其女中尧舜也欤；呜呼哀哉！而子路之友，于老太太归天之际，齐呼“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且三嗅而作焉。焉作？作《论语》？是可忍哉孰不可忍！
这种相互间的调侃，本是“礼拜六”派的专长，其流风遗韵，我们从今日的评弹表演中还能领略到；而用这种文言方式调侃，就更得鸳蝴派文人之真传了；而况所说又是“入室”“废私”“生育制裁”之类的话题。所以，在趣味上，此与彼，真是相去未远的。
在《论语》第七期上，老舍又有《济南专电》六则，现抄其四：
历城有张三（译音）博士者，读《论语》泪下如雨；《论语》济南通信员几自杀！
老九记冬季大减价，购货一元以上随赠《论语》一册。不确。
留德博士某，欲加入《论语》社，问问可否仍穿西服？
南关王氏夫妇因争读《论语》反目，决定离婚。法官拟请《论语》社诸贤来济，切实指导发笑法。
这些都属没话找话，但读来确有发笑的感觉，难得老舍那一片儿童般的逗笑的机智。可是这种“为笑笑而笑笑”，到底是离新文学近，还是离“礼拜六”近呢？
我以为最说明问题的还是老舍发在《论语》第11期上的《当幽默变成油抹》。它写小二小三两个孩子发现爸妈坐在书房里什么也不做，老是拿着一本薄杂志发笑，还不住感叹：“真幽默，哎呀，真幽默！”妈妈则一直要爸爸再念一段。孩子当然不懂幽默，听成了油抹，可是上次把油抹在袖上却被大人打了。爸妈出去了，他们就把那本小书找出来，结果里面都是黑字，根本没有好笑的图画。他们闯了不少祸，其中当然包括再一次的“油抹”。爸爸回来后很生气，眼看他们又要挨打，幸好爸爸手中有一本新的《论语》，一不小心又看下去，他什么都忘了，一拍大腿又说：“真幽默！”
这让人想起《礼拜六》创刊号上那篇自称为“短篇瞎说”的《礼拜六》。那是出于编者王钝根的手笔，写一个名叫李伯鲁的人，外号“礼拜六”，他愿意人家叫这外号，因为他总能在礼拜六这天遇到他所中意的凤珠。后来几经周折，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他和凤珠常在礼拜六这天前来购阅小说周刊《礼拜六》云。此文与老舍之文都是虚构一个故事，调侃一番，为本杂志做做广告。文风与意趣上的相像，自不待言。
当然，《论语》与《礼拜六》有着很根本的不同，其创刊之初，连鲁迅都频频投稿，可见它自有不俗的一面。但本文着重谈它的“同”，目的是为了发现市场何以对其情有独钟。事实上，在体裁、题材、文风、编排方式上，二者都有相似的地方。此处再举一例：《论语》自创刊之后，就喜出“专号”，这里有比较严肃的从现实事件出发的（比如“萧伯纳专号”），也有颇近于无聊的（如晚期的“睡的专号”）。无聊的专号就是变相的同题作文，迹近于没话找话。而没话找话的同题作文，又正是《礼拜六》的专长，即在第一期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钝根的“短篇瞎说”《礼拜六》外，同时还有另一篇同名的《礼拜六》，作者为“大错”。这当然不会是从生活出发的、真正有感而发的创作，而只能是由编者逼出来的即兴之作，无非是卖弄一些聪明急智和文词老调，其轻薄浮滑可想。
总而言之，《论语》自创刊之日，就走上了一条畅销的大道。《礼拜六》在办刊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向新的读者趣味靠拢；而新文学阵营中人却在办刊时，不自觉地吸取了“礼拜六派”的种种旧习，从而受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的青睐。这里肯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不是上帝，不是宿命，而是市场。办刊者多少总要考虑到市场，市场则更会诱人改变。当然，林语堂的性格本身就有易于受市场欢迎的一面，这正是他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不同。
（本文全文将从2009年1月起在《上海文学》连载，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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