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因素》里有两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是主人公卡瑟尔在情报部门的同事戴维斯，一是卡瑟尔家的
任职于英国情报部门的卡瑟尔把情报送给苏联，乃“人性的因素”使然，因为苏联间谍机关当年在南非对他有所帮助。他对妻子萨拉说：“当人们谈论布拉格、布达佩斯，说共产主义里找不到一点人性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看到过――至少一次。我跟自己说，要不是卡森，萨姆会出生在一座监狱里，你也很可能死在那儿。有一种共产主义，或者共产党员，救了你和萨姆。就像我一点也不相信圣保罗一样，我一点也不相信马克思和列宁，但我应该有权利表示感谢，对不对？”而当卡瑟尔的母亲斥责儿子“背叛了他的祖国”时，萨拉说：“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祖国――还有萨姆。”相比之下，珀西瓦尔医生则是作者眼中情报机关――无论英国的，南非的，还是苏联的――的化身，所说“在我们的行业中理解并不是那么必要”、“不必感到良心不安，不必内疚”适可概括。在卡瑟尔与珀西瓦尔之间，存在着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的对立与冲突。
戴维斯与布勒使得这一冲突变得不那么简单。戴维斯命丧珀西瓦尔之手，是替代卡瑟尔而死。“卡瑟尔从没认真看待过戴维斯，包括他喝酒、赌博，和对辛西娅的无望的爱，但一具尸体不是可以那么随随便便忽略的。……死亡让戴维斯变得重要，死亡给了他地位。”卡瑟尔认为此乃“天意”，但没有参加戴维斯的葬礼，并承认“弗洛伊德说我本来就想忘记”，可见他还是无法面对戴维斯的死。布勒则是他逃亡前不得不亲手处理掉的。“卡瑟尔不知道布勒死的消息该怎样告诉萨姆。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的。”
情报部门主持调查泄密事件的戴安特里上校对珀西瓦尔说：“行为和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是你要对我说的意思？”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问卡瑟尔。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使卡瑟尔和珀西瓦尔的“行为”截然有别，却在戴维斯和布勒身上落实为完全相同的“后果”。书中这样谈论卡瑟尔：“爱和恨都是危险的……他爱萨拉而及卡森，他爱卡森而及鲍里斯。一个怀着爱的人走过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拿着定时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戴维斯和布勒，萨拉和卡瑟尔的继子萨姆，还有他自己，都承受了这种“爱的危险”。最终卡瑟尔留在苏联，与萨拉和萨姆无法团聚，他也就失去了自己苦苦守护的“祖国”。而当苏联间谍机关揭示“你给我们发的那几则经济情报本身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一种高明的骗术”时，更凸现出种种死亡与丧失。《人性的因素》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人性的因素”则是他的母题之一，在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的开掘上，这部小说具有特殊价值。
萨拉对卡瑟尔说：“你对他们感激，没人会说你有什么不对。我也很感激。感激是很正常的，只要……只要你不走得太远。”可以说是从另一角度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卡瑟尔的母亲说法与此一致：“哪怕受别人一点点好处，你也总是怀着过分的感激。这是一种不安全感……有一次，你的同学给了你一块巧克力夹心小面包，你竟送了他一支不错的自来水笔。”反观珀西瓦尔的滥杀无辜，同样出于“不安全感”，也是“走得太远”。最终卡瑟尔认可了妻子所说和母亲当初的批评，不过为时已晚。
萨拉对卡瑟尔的看法，最接近于作者自己的态度。格林并不否定卡瑟尔的行为，至少肯定他这么做的目的。《人性的因素》故事发生在英国，却与南非白人当局镇压黑人革命运动有关，可与作者描写抗法战争时期越南的《沉静的美国人》，描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描写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和描写杜瓦利埃暴政下的海地的《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体现了他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格林自己做过情报工作，了解情报机关，对于双面间谍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人性的因素》的所有人物中，作者最认同的是卡瑟尔，但并未赋予其所作所为以终极意义。此书秉承格林的一贯写法：作者认同或倾向于某个人物，同时俯视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世界。书中一再提及珀西瓦尔的说法，“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箱子里”；惟独作者才是那个向内张望的人，只有他洞察一切。“人性的因素”不仅体现于卡瑟尔，也体现在戴维斯、萨拉、萨姆，甚至布勒身上。书中说，“如果有人想要得到人信任，听取他的忏悔的话，谁都希望这个人就是戴安特里”，似乎告诉我们，这位主张秉公办事，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可能有着更多人性的因素。而戴维斯临死之际“希望得到一点公正”，布勒则被形容为“全世界的朋友”，不免让人觉得，也许无辜才接近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