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如果以前有人问我，在中华的大地上，要从事汉英互译的实践与研究，哪儿最理想？也许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北京！然而，这次到香港呆了
台湾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说：“政治把我们隔开，文化又让我们走到一起。”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在处理两岸关系时意识形态的淡化，“我们走到一起”确实是更加便利、机会也更多了。笔者这次到香港短期逗留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一个华人世界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会议，其全称有些长，叫做“第四届两岸三地中华译学论坛（2008）：二十一世纪翻译教育”（The 4th Cross-Strait Translation Forum[2008]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从标题来看，至少在中华地区其代表性会很广，但其实正式代表或者说与会者的人数并不多，总共也就四十余人，多半是系主任或研究所的所长，结构颇为精英。一般地说，一个学术会议若以学术官员与仅对翻译能力与技巧的提高感兴趣的培训师为主，那就太乏味了，其结果无非是谈些宏观政策与教学法的细枝末节，但即使你把整个华人世界的翻译办学政策、经验教训以及把自己毕生的翻译教学或实践经验道个彻底，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意思。好在，学者们并不如此刻板，在谈“行政资源”、“教学探索与经验”的同时，与以上主旨似乎无关却异常有趣的话题也一一地涌现，结果是教学型学术会议一般随会议场次的增长、听会者也逐渐减少的普遍规律在此并不明显。
这次会议有五个方面给笔者留下较深刻印象，现允许我逐个加以说明。
一、翻译研究所或翻译系的建立，在内地、香港、台湾蔚然成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第一流教师与尖子生在此从教、求学。上面已经提到，香港中文大学在这方面开了风气之先，早在70年代初就设立翻译系，后社会的需求与学科的建设，香港有多所大学跟进，其师生在本次会议上借机集体亮相，让人刮目相看。台湾的翻译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晚。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于1988年正式招生，这是台湾第一个以翻译为研究课题而正式成立的学术单位。据说，其首度招生时，计有227人报名（分中英、中日、中西三组），最后录取4人。台湾师范大学的翻译研究所在1996年成立，第一届招生更是创下近五百人报名，争取十个录取名额的盛况。现在台湾已有至少七所大学设有翻译研究所或翻译系，其中有三所大学派代表参会。内地除了八九十年代成立的若干个与联合国、欧盟合作举办的译员培养班（或称中心）外，长期以来通常只有各大学的外文系开授翻译课程，以协助学生学习外语，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语言辅助学习的工具，本身不具备一个科目的价值或存在的正当性。虽然学界观念的转变已有时日，但体制的跟进却是近两年的事。2006年，国家高教主管部门先后批准了国内部分高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BT）和翻译专业硕士（MTI）的试点单位。于是，当前内地的翻译学科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发展期，各地大学纷纷设立翻译院系，开设口、笔译训练课程与建立研究项目。
二、口译重于笔译、务实的应用型研究重于务虚的纯理论学理研究。例如，有两位香港学者提出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的问题，话音未落，就有人提出“若没有了优劣的评判标准教师就无法做译文分析、学生也会无所适从”这样非常实际的课堂操作问题加以反驳。我们知道，哲学理念与具体教学往往难以完全兼容，结果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方梓勋教授提出“说一套做一套”的中庸方案圆了场。台师大的李根芳教授还提供了一个信息，说该校的翻译研究所于2002年招收博士生，但至今尚无一人毕业。翻译博士生毕业难似乎还是个颇为普遍的现象。笔者以为，博士生的难以毕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三地”在翻译教学上的重口译轻笔译、重技术翻译轻文学翻译、重实务轻理论等等训练方式上的偏颇有很大的关系。据说这个专业硕士生的论文题材就非常局限，质量不是很高。毕竟，博士论文是不能专谈翻译技巧、经验与译本分析的，他们要重新修炼很多方面，难怪就会比较难产了。
三、虽然文化修养对翻译的作用问题照样被多位学者津津乐道，他们往往把翻译中的难点都“怪罪”于文化的干扰或差异，但这种逻辑或说法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原因是许多难点在部分学者看来说到底不是文化问题，而是语言问题。例如，在翻译尤其是同声传译时，译者“卡壳”最多的往往是复杂结构的句子，因此语言的问题是始终都存在的。再说，文化这个近年来被用滥了的概念到底指什么、与翻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等等，其实并不明确。这些说法确实不无道理。因为成功的翻译除了要求两种语言的敏感度与熟练的双语转换技巧外，就是对所涉内容的熟悉程度了。在实际翻译中常常有这样的例子：翻译专业人士在对付他（她）不熟悉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律、科技或者学术内容，茫然无措或“硬译”出来的话语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时，一位从未经过翻译专门训练但懂外文又懂行的人士往往能轻松地予以解决。因此，有学者指出，与其泛泛而谈文化，还不如要求译者具备对象文本的专业知识更来得有针对性，这不无道理。
四、在翻译教学的侧重点上各有特色：香港有一个方面可能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即重视法律翻译与影视剧的字幕翻译。这当然与他们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现状有很大关系。台湾学者似乎更善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相关做法，这显然与他们的教育以及所在地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更为便捷、较为广泛的大背景有关。例如，台师大的李根芳教授从班雅明（WalterBenjamin）的《译者的天职》中的观点出发，预言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将会是翻译研究的“来世”（即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台湾翻译教学应有的对策；辅仁大学的杨承淑教授在论述口译中核心词语的作用时，也是从巴黎学派Seleskovitch的“释意理论”（theoryofsense）切入；而杨教授的同事胡功泽教授更主要是以布勒（Bue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作为出发点，谈论文本分类与翻译教学的问题。他们有深厚的翻译学或语言学理论的功底，并能很好地结合具体研究与教学的实践，给人一种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上，“能说能做”“说做合一”的美好印象。内地学者似乎更重视翻译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与训练方法的探讨，这恐怕与本专业设立不久各方面均不成熟尚处于探索之中有关。
五、内地、香港、台湾呈翻译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连内地的学者对港式、台式汉语都能采取宽容的态度。记得曾有位北京籍的同事在办公室与我辩论“讲不好普通话的人必定学不好英文”的话题。在中国这样的方言极其复杂的国度里，讲不好普通话并不等于学语言的能力就差，这本是明摆着的常识。然而，以北方人占绝对优势的这个办公室，居然不承认这个常识的是绝大多数。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坚持原有的见解，也许港台的经历会更胜于雄辩！
会议最后讨论这个已开了四届的译学论坛的革新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论坛名称的修订，二、是否要设立论文审核委员会，以便使论文主题更为集中。关于第一个，有人提出删去“两岸三地”，就干脆称“中华译学论坛”；还有人觉得叫“大中华”比较合适，因为“大中华地区”（Greater China）涵盖面更广，能把像新加坡等世界华人集中的地方都包括进去，而且该名词在经济领域已约定俗成了。关于第二个问题，几乎一致赞成。但笔者认为，给每次论坛设立一个明确的主题非常有必要，但也要允许少量其他话题的存在。这次至少有两个发言虽与“21世纪的翻译教学”无甚关系，但给整个研讨会增色不少。一个是陈嘉恩的对萧伯纳的话剧《卖花女》与香港的改编版电影《公子多情》（The Greatest Lover,1988）的比较研究，题为《作为一个翻译故事与身份建构的〈卖花女〉》；另一个是麦金华的关于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英国与外国圣经学会的圣经贩卖制度在中国圣经流通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只有对所涉话题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才会使不同口味的与会者都有所期待，以致让会议更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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