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学科界域方面，该书将文史学界所谓“文献学”严格界定在“传统的”、“古代的”意义上，与现代图书情报系统的“文献学”（以下简称“现代文献学”）区别开来，认为无论是文学界的“古典文献学”，还是史学界的“历史文献学”，其“古典”、“历史”都是“古代”、“传统”的意思，指的都是由校雠学发展而来的传统文献学。传统文献学侧重于文献“整理研究”，“现代文献学”侧重于文献“开发利用”。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既要求同，又要存异；既需交融，亦不宜合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目前文献学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难解的“结”。因为郑氏兄弟、张舜徽、吴枫等学者所论乃传统文献学，潘树广、倪波、王余光等所云则是立足于现代文献学。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这种巨大差异性，是每一个从事文献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明确的事实，而在此前，这一差异性，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该书开门见山地讨论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其次，在学科理论创新方面，该书第一次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内涵进行了新的思考，指出：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献”而是“文献的文本”。对于文献学研究者整理《老子》来说，其八十一章的学术内容如何，并不是关心的重点，其文本内容的不一样则是要着重校勘考证的。不仅如此，文献学研究者平日所从事的校勘、辩伪、辑佚等工作，所涉及的都只是某种文献的文本，换言之，其工作平台只是某种文献的文本；所谓某种文献的文字有误、内容有佚有伪等，都只是就某种文献的文本而言的，一旦文本变换，其结论就不一定正确了。可见，文献学研究者所整理研究的只是文献的文本而不是其形态与内容的全部。所以，学术界以往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文献”是不够准确的。
第三，在学科体系创新方面，该书提出文献学理论体系应该围绕历史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一主线来构建的思想。并围绕这一主线，重新组织了传统文献学的诸多学术内容，将其分为“文献的形体认知”、“文献的内容实证”、“文献的文理注译”、“文献的检索典藏”、“文献的二次编纂”五编十七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架构。该书将文献文本的学术义理与文字义理区分开来，是符合古文献整理实际的，与其将文献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文献文本”、将文献内容区分为学术内容与文本内容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历代文献学家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从而推陈出新的方式方法的一种全面总结，是从方法论角度对以往文献学论著所津津乐道的丛书、类书等古文献改造编纂之作的更加合理的归纳，也是该书内容上的最大创新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第四，该书对现有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和综合，侧重于方法论的介绍，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偏重“史”的叙述。这既有利于读者提纲挈领、高屋建瓴，也是文献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如果只是人物、事件的罗列，只是历史过程的叙述，不注重其方法论的归纳与提炼，其理论成长性是无法提高的，其普及性、认知度也就随之降低。
第五，在内容方面，该书既充分概括了20世纪以来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又对一些历来论述不够充分或似是而非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体现了严谨求实、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该书虽然成于众人之手，参编者包括9所高校的16位学者，但从全书内容和后记所言可以看得出，主编者对书稿做过统一加工和精心审订，从而使全书的5编17章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手。相对于某些主编不编、学术严重失范的情况，此举确实难能可贵。这既是作为教材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标准，也是作为主编者所必须拥有的品格。
总之，该书既充分概括了20世纪以来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融入了参编者数十年关注文献学理论研究的心得和从事文献学教学的思考，体系完整，纲举目张，注意可读性，侧重方法论，可以说，其体系是独特的，内容是翔实的，理论是创新的。它将有助于大学本科生系统掌握文献知识，解决他们求书、读书、用书的困惑，并为研究生提供利用文献资料、进入科研更高境界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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