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左玉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50.00元
最近两三年来，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联姻似有升温的迹象
不仅学术史与思想史不能断然分家，近代学术史研究还应高度重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现实，同时密切关注教育、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层面的各自的现实走向。这是笔者阅读《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以下简称《创建》）一书时最深刻的感受。
晚清和民初是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巨大转轨的关键时期。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学术研究的主体及学术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士转变成了近代知识分子，传统的个体行为的学术研究，也逐渐转变成为一整套学术制度约束下的近代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与传统学术相比，近代学术的基本制度与社会环境呈现出了全新全异的面貌。所以，近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对包括近代学术体制以及其他外在的学术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近二十多年来的近代学术史研究，恰恰严重忽视了近代学术的社会环境，以至于直到今天，尚无一部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专著。有鉴于此，《创建》试图打通这个应该打通而未能打通“重要的关切点”，将研究的中心集中于学术体制或学术制度的转型，对学术研究主体的转变，对大学、研究院等学术研究中心，对学会一类的学术共同体，对报刊等学术传媒，对图书馆这样的藏书机构，对中基会等学术资助体制，对大学评议会等学术评估与奖惩机制等，分别进行了系统的解析。《创建》对大学、研究院、学会等的系统性研究，揭示了它们对于保障学术发展的各自不尽相同的功能，这是对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拓展。
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思维方式、学术方法还在其次。
按照笔者的理解，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始终处于经学笼罩之下，尊信仰重体验，且被特权阶层高置庙堂；而近代学术，各学科之间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崇自由尚理性，传统的信仰经典和重直觉体验被理性分析取而代之，学术从高高的庙堂经近代报刊等传媒逐渐下行。自由、平等、科学、理性构成了近代最基本的学术理念，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同学科或直接或间接地承载了自由、理性等价值理念。近代学者，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始，从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到胡适的双线文学观与等视诸子论，再到顾颉刚的“层累的”古史观，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打破思想专制与学术独尊，一切思想、一切现象都要接受理性的分析与经验的检验。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思想追求自由解放的产物。大学评议会即为显例，不仅其集体评议的方式颇为符合“五四”民主潮流，而且其决策程序近乎于一种实证科学精神，是可以纠错的。而现代教育的开创者，蔡元培在主北大时倡行的自由兼容的办学方向，更成为影响现代学术体制的举足轻重的大方针。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在大学新学制的构想中，均力主以个性自由与人格平等为要则。他们构建的现代大学体制，以确保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为目标，争取学术研究不被外在事物干涉。蔡的构想，很快就成为北大以及其他各所大学共同尊奉的圭臬。可以说，近代学术体制转变，是承载着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理念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由早期的微弱的自由、理性之光，到民初教育体制的推出，到五四前后，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作为影响面很广的学者，同时也作为近代学术制度的创建者，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力使近代学术体系成为一种活泼的、开放性的、具有可纠错可调节的制度。当然，学术体制也有束缚学术自由的一面。
由此可见，学术内在理路与学术的外在体制之间，存在着学理上的共通性。自由、平等与科学理性，就成了联结学术内在理念与外在体制的一个共享平台。这也是《创建》对笔者的又一重启示。
《创建》一书，其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教育史、政治史、图书馆学、出版史诸多学科，涉及教育、政治、经济、社会团体等诸多社会层面。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以政治层面为例略加述说。
鉴于古代中国道学政“三位一体”的千年魅影，政治干涉学术几乎成为历史的常态。因此，近代中国知识界汲汲于谋求真正的学术独立，追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成为派别纷呈的学界中唯一共同的诉求。除了学术制度本身有束缚学术自由的一面外，影响学术独立的社会因素还所在多有，教育体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状况等无不构成对学术的制约。但首当其冲者，是政治对学术的干涉。所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构成困扰中国近代学术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近代中国学术最为独立与自由的时期，也不过五四前后不足十年的时间，而且此时的学术之所以能够自由，还多因军阀混战、政客争权而无暇稍顾。随着北伐之后国民党统一中国，国民党大力推行党化教育，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向学界渗透，政治干涉学术的现象日益加剧，3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国家主义时代”，民初以来形成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逐渐地悄然而去。《创建》十分关注学术体制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也非常关注来自于政治层面的对学术的制约。
学术转型是整个近代社会转型的缩影，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过程，也多方位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信息。这种政治干涉学术自由的现状，与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建设密切相关，不良政治必然会产生与其他社会层面的恶的互动。因此，才有一批一批的学者和其他先识者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对学术体制的诸侧面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创建》注意到了教育、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层面在学术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可能是限于体例及篇幅等原因，未能展开，殊为可惜。
以上是笔者从学术史的角度粗略地谈了一些对《创建》的感想。《创建》一书56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故本文远非是一篇全面的书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读者可从不同的角度视之，比如，从学制史或者科学社会学的角度，都可以进行一种别样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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