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自从上世纪初，索引的概念伴着西学进入中国，文化界就一直围绕着它争吵不休。最初的争论是有用与无用、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正方说，索引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它是我们应对“知识爆炸”局面的最佳对策；反方说，索引乃舶来之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方法相悖，它只能帮助懒惰的人投机取巧，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索引是无用的等等。
近年来，也有人把“废除索引”的责任归咎于出版社。说他们一怕编排索引太麻烦，还容易出错；二怕增加页码，增加书的成本云云。奇怪的是，如此明显的“不良认识”，却听不到官方的批评，见不到行业的修正。即使有读者高呼“坚决不买无索引的学术著作”，出版界依然表现得很冷漠，删节译著索引的现象依然“满视野”，中国学者的专著依然十之八九不做索引。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在图书的各类评奖活动中，都很少见到强调“索引”的评定条款。
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它主要是一个文化差异与冲突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赞扬一些前辈学者时，最常见的词汇就是“博学强记”。钱锺书先生能背诵《十三经注疏》；陈寅恪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给学生上课，仍然可以准确地指出每一段引文的出处；金克木写文章，桌上没有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早已经把那些资料熟稔于胸了。更为有趣的是，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强记的大师们即使背错了引文、写错了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成为一时的佳话。前些年，有人指出钱著中引文不准确；就有人解释说，钱先生是凭记忆引用古文的，出现一点笔误可以理解，这也是大师的风格。由此，我想到梁启超先生写于1923年的一篇文章《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梁先生凭记忆默写《诗经》《尚书》《易传》等经书中带有阴、阳、阴阳等字词的句子。他还在旁边注道，这些引文信手拈来，没有核对原文，可能会有疏漏，请读者注意核对。结果我发现，他果然不小心漏掉了《易传》中“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句。
当我们儿时乃至成年后读到这些故事时，往往会自惭地想到：与大师比较，我们没有天赋，我们不用功，我们没受过私塾中“背书”一类的基础教育，我们只会四处查检资料。你看，正是大师们“博学强记”的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规范，使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迟迟不肯提升对于“索引”的认识。
1989年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总策划葛兆光先生等人坚持要编综合索引。作者中有响应的，江晓原先生就在《天学真原》交稿信中写道：“我打算搞一份综合索引，包括主题（某些重要书名也在内）、人名等。考之西人学术著作，这也是最常见的做法。”（1991年5月22日）也有反对的，《谶纬论略》作者钟肇鹏先生来信写道：“索引我没有时间做，这是技术性的，如果一定要做，我也得请人。别人提出：按国际标准编排是什么意思？索引的稿费怎么付？”（1991年7月4日）这两封信，真实地记录了两类学者研究方法的冲突。究其根源，江先生所在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而钟先生的谶纬研究，则是再传统不过的领域了。值得提及的是，后来台湾洪叶出版社出版“国学丛书”繁体字版，竟然又删去了每本书的综合索引。
当然，热衷于编“索引”的人也是有的。写此文时，我翻阅了近几十年出版的图书，发现有两类图书索引做得极好。
一是像商务等几家老牌出版社，他们对索引的编排是用了心思的。据沈昌文先生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为了既保留外文书的索引，又避免修改页码的麻烦，就想出一个取巧的办法，即把原版书的页码印在中文版正文书肩的空白处，或称为“边码”。商务出版学术译著最多，大多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留原书索引的。
不过那天读书时，我却发现了一件怪事。一本中华1978年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编索引时似乎没有取巧，其中的页码已经是中文版的页码了。可是1990年，当科学与上海古籍出版此书时，他们的索引又改用了所谓“边码”的方式。起初，我还叹息他们在“走回头路”。后来发现，外国也有“边码”的用法，他们不是为了取巧，而是为了保留一些名著原始出处的页码，便于研究者查找；也是为那些学贯中外的学者，提供对照原著的方便。比如，我见到的“页码”最多的译著是《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1963），他们在书中标出了5种版本的页码，即一版、二版、1867年全集版、选读版和中文版。如此精细的做法，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巧”了。
再一是政治类的图书，那索引做得真是好上加好。我手边的一套《列宁选集》（人民，1976）就附有完备的“人名索引”。显然，为马恩列斯一类政治著作编索引，谁都不会也不敢争论或嫌麻烦。批林批孔时期，《论语批注》（中华，1974）的索引做得极好，既有名词索引，还有人名索引，比如一个“礼”字，它把《论语》中的50余条相关的句子，都标出了所在章节和页码，“批判”起来方便极了。
上世纪末，伴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有人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索引的时代”。如果说电子书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形式，那么搜索引擎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据说如今西方的索引专家们都成了抢手货，他们大多兼任着一些网站的工作；或者干脆离开了传统的部门，到谷歌上班去了。
而我们这些传统的出版人，还要为“索引”的事情争吵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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