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转折点。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读书报：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
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您著的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众所周知，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经过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全会的这一历史作用，它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朱佳木（以下简称朱）：改革开放发端于三中全会，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又是党在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基础基本具备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同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只要把它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和粉碎“四人帮”后至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里群众的情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联系起来，把这个会放在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党内党外总的形势下，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这个转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读书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基本标志。那么，为什么三中全会能够作出这个战略决策呢？
朱：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前，尽管中间发生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但经济建设始终是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而且在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中央领导头脑中，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有过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努力。例如，邓小平于1975年主持工作后，大抓全面整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在1978年考察东北时，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这个“底”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说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后，就要转入正常工作。他在代表党中央向工会九大的致词中更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些话都表达了他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适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1980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上说，中央常委决定，首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问题。不难看出，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建议。可见，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在1975年就提出过，粉碎“四人帮”之后逐渐取得共识的认识，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急转弯的政策，而是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是有一个酝酿和成熟过程的。
但是，在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解释上，当时党内也存在是工作安排性质还是路线性质的不同认识。当时，华国锋在解释重点转移时，提出这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还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新时期总路线”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见，这与邓小平提出的重点转移，在含义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胡乔木对我说，把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他指出：“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胡乔木的这一认识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载入了全会公报。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赋予了“工作重点转移”以更大的科学性和稳定性，使它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读书报：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是否可以说，这标志三中全会吹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
朱：确实是这样。市场调节和按劳分配问题是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策之前，已经提出的两个经济理论问题，可以说是改革的理论背景之一。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这一提法不仅脱胎于陈云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构想，而且也是陈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获得的重要收获。我在后来担任陈云秘书期间，经手处理过他亲笔写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手稿，便是有力的证明。这份文献已被收入《陈云文选》，题目就叫《计划与市场问题》。但当时他用的“市场经济”概念，与“市场调节”的含义是相同的，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同吉布尼谈话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说明邓小平那时已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只要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搞清楚，就不会发生这种混乱。而且只要把邓小平那次谈话看完，就能看到，他当时讲的“市场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与我们后来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当然，后来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思想又有发展，直接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再说一下按劳分配问题。当时，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是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时进行的。对此，邓小平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就开始关注了。在邓小平直接支持和指导下，国务院研究室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比《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早了6天。在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邓小平指示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这篇文章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都为三中全会的胜利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
读书报：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得到了集中解决，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当时，党中央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朱：做到这一点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陈云早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虽然中间有曲折，但它直接促成了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按照胡耀邦的说法，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正因为如此，才使邓小平有可能用一年多时间，从思想、舆论和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为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尽管进展缓慢，但还是有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以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代表成分发生有利于党内正确力量变化，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原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在东北组所作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使会议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实际开成了主要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的会，打乱了错误领导的阵脚，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自从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央关于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决定后，我感到中央的主导权已经由原来的主要负责人转到了邓小平手中。所以，邓小平后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第二代的中央领导集体，他在这个集体中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读书报：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朱：回答这个问题，要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说起。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方针。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为了呼应邓小平，陈云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代革命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启发和鼓励下展开的。
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端正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成为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