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书中用小故事阐述大历史，用人们身边的小事情说明大道理，以故事作为记叙的基本元素，以对外开放为主线，以创办经济特区、引进技术和设备、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探索外贸体制改革等重点突破领域为面，立体地再现了国门初开的历史场景，阐述了高层决策和具体实践的过程，以

记住一则故事，一帧图片，就记住了一段历史

“时髦”的代价

当时的日用品也极为匮乏，我曾经特别注意过儿童玩具，好像在商店里主要只见过赛璐珞的洋娃娃，铁皮做的玩具小汽车，充气的气球和塑料鹅、鸭等。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手表虽然还不属于奢侈品，但要想买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弄到一张手表票。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修了再用，一用就是20多年。由于误差已“超标”，且外表已呈老态，本想更新一下。可一是怕弄手表票麻烦，二是仅有的几种国产手表样子大同小异，也就懒得换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生产了一种“双菱”牌手表，造型稍有新意，价格虽比老式手表要贵一倍，每块130元，但无需手表票，于是就买了一块。可时隔不久，看到商店里又出现一种电子表，没有表针，是液晶数字显示的，不但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月和星期。觉得挺新奇，而且每块只要70元，于是当即就买了一块。当时我想，把这块刚买的“双菱”表拿到寄售商店处理掉，还能回收几十元呢。于是就直接向王府井一家寄售商店走去。当我把手表和购表的发票给营业员看了以后，他问我是寄售还是要他们收购。我便问他寄售和收购有何区别？他说，寄售80元，收购60元。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指着发票对他说：你看，我是130元买的，用了还不到3个月呢。他说：“您讲的全对，可您不了解，‘双菱’在手表厂内部销售给职工，每块只卖70元，价格定高了，谁买？”经他一说，我全明白了，只好成交了这笔赔本买卖。可是赶“时髦”的代价尚未到此为止。买的那块电子表起初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可是不到半年，就“未老先衰”了，显示器越来越模糊不清，表壳的电镀层也跟着脱落。我记得还不到8个月就完全报废了。由于手表引起的这番经历，1983年我到天津工作时，知道天津有个大的手表厂，于是就促使我关注怎样能把手表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给改一改？便带着这个问题到手表厂去调研。经过了解，发现这个问题固然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更多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国外专业化分工很细，有的厂专门做表芯，有的专门做表壳，有的专门做表针和表盘，而且工艺设备先进，效率高，品种多，变化快。他们所谓的手表厂，主要是造型设计，装配，出品牌，销售。而我国的手表厂则是“大而全”，什么都干，再加工艺设备落后等等，人家一个厂一年出300多种款式的手表，我们三年出不了一种新表。然而，这些问题还比较好办，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最不好解决的是体制、政策和管理问题。例如，我到天津手表厂去调研时，发现手表生产原来是个“暴利”行业，手表的成本每块只有8元左右，而售价要卖几十元。这么大的利润，为什么工厂还没有积极性呢？原来所获利润绝大部分都上交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与工厂和职工关系不大。还有更不合理的是，由于手表是“暴利”行业，当时各地纷纷上手表厂，顿时五花八门各种品牌的手表在市场上纷纷出现，价格都比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厂的便宜。小厂低价销售，这些大厂能不能也降价销售呢？不行。因为这些大厂的价格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范围的，自己无权调节。这一下可坏了，地方小厂的低价手表占领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厂生产的手表越来越积压滞销，陷于大幅减产、停产的困境。因此，这种管大放小的办法，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弄不好就成了以小压大，以小吃大，“蚂蚁啃骨头”，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些看来似乎是可笑的怪现象，当时正是困扰我们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改革，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这样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彻底改变我国手表工业的落后局面。

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很大压力，毗邻香港的广东出现“逃港潮”。1978年广东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7.4元，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已达1.3万多港元，差距上百倍。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从1951年封锁边境到1980年建特区前，外逃香港青壮年约7万人，撂荒耕地9万多亩，成为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述这些，也不过是30年前的真实情况，却好像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有些青年人听起来也许无法想象和理解。

恢复高考

说起恢复高考，千百万人都会感慨万千。当时，“文革”造成的人才匮乏、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大制约。在这一情况下，教育怎么搞，大学怎样办，人才怎么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被废止的。1966年至1969年，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

1970年，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高等学校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招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调查，学员入学前，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这些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的学员在同一教室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还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展全面整顿，他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发表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同志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找人，确定了一个包括吴文俊、马大猷、唐敖庆、杨石先、苏步青、查全性等专家学者的33人与会者名单。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专家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有的专家指出:高校招生实行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有的专家提出了恢复高考方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要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立即恢复高考，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此时，教育部已经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招生工作总的原则依然沿袭“文革”中确定的16字方针。8月4日，教育部的《意见》报送国务院。

8月6日，针对与会者在座谈会上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并强调：“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加强科技和教育的管理，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邓小平同志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总结讲话中宣布：“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会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1978年2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中央领导同志均圈阅同意。

9月19日，针对教育部对高校录取的政治条件依然规定了许多“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同志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最后形成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这基本上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过去，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这一改变使无数青年才俊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走进了大学校门。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促进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左”的错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0月3日，邓小平同志将教育部修改后报送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批送华国锋同志：“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同志很快批示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0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部再次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招生政策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喜讯一经公布，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青春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大龄青年们，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开始了彻夜苦读。当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印刷试卷！最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

美国刮起“邓小平旋风”

1979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奏响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上空。邓小平同志访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卡特总统设国宴欢迎。在林肯中心，专门举行了欢迎邓小平的演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复出时，曾代表中国赴美参加过联合国大会。他那潇洒自如的风度，大胆而幽默的谈笑，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旋风”在美国刮起。在参观休斯敦和约翰逊宇航中心以及回答美国报纸主编们的提问时，邓小平多次表示，美国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这种态度深得美国媒体称道，使美国人对中国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全新的观感。卡特总统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又轻松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小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孩子们时，流露出真挚的情感，确实是全场轰动。他亲吻了许多孩子，后来报纸上说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中国人民随着邓小平同志出访的电视镜头开始了解世界，上至高层下至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我们封闭得太久了。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意义，正确解决了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这是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买“渔”胜过买鱼

20世纪80年代初，我得知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天津市以3.6万英镑价格，用引进智力与软件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掌握了英国发酵啤酒技术，仅相当于全套进口设备价格的19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4年，我驻英使馆向天津、湖南推荐英国采用上发酵工艺小规模（年产3000到5000吨）生产啤酒的技术和装备。该生产工艺具有投资少、能耗低、发酵周期短、工艺易掌握、适合小规模生产等优点。掌握该技术的英国奥斯汀啤酒有限公司已向世界各地出售34套生产设备。当时，国家科委作为“星火计划”项目，决定购进一套设备装在湖南浏阳。1984年初，天津市对外科技交流中心邀请了奥斯汀公司的专家来华进行技术交流，随后又组织技术人员赴英实地考察，认为值得引进。

后来，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并征得中央引智办和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办公室同意，采取引进智力和技术，走自行开发、设计、制造设备、建立小型啤酒示范工厂的路子。天津市友谊啤酒技术联合公司与奥斯汀公司签订了引进智力和技术协议。协议规定，由奥斯汀公司派专家来传授上发酵工艺技术，提供工艺流程设备简图，直到生产出几种不同英国风味啤酒，设备完全由中方制造。全部费用3.6万英镑，仅相当于湖南购买全套设备的194。

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经过科技人员一年多的努力，该公司完成了对英国图纸的消化和翻版设计与成套制造，并在红光农场改建了一个400平方米的实验车间。在英国专家现场指导下，设备经过安装调试生产出四种不同风味的英国啤酒，即欧型啤酒、英国黄啤、柔和啤酒和甜醇黑啤酒，英国专家认为基本上达到了英国啤酒水平，做出了上发酵啤酒的风味。7月23日，天津市智力引进办、星火办还组织20多位专家召开了品尝会。专家们认为，质量相当好，泡沫洁白、细腻，泡高而挂杯，泡沫持久性好，色泽较重，口味纯正、柔和。

经过示范厂的建设，初步看出此项啤酒技术有五大特点：一是投资少，约为国内同规模下发酵啤酒厂造价的193。二是工艺新，发酵周期短，只有3―7天，为国内普遍采用的下发酵工艺的195。三是成本低，多品种。一条线可生产5种以上风味的啤酒，且无需全麦，可掺用30%―40%的大米，因而成本低。四是能耗低，用水量和电量为国内同类啤酒厂的20%和28%。五是易于推广。设备定型后，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

天津市科委来信向我报告了相关情况，我派人去了解的确如此。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天津的例子说明：买“渔”胜过买鱼，更具生命力。我看了天津的报告后，觉得此事很有意义，于1987年8月12日给张劲夫同志写了一封短信：“送上一份引进智力和软件取得很好效果的典型材料，请一阅。现在人们还是对引进硬件的兴趣大，对引进智力尚未引起普遍重视。”信后附上了天津市科委的报告。张劲夫同志收到信后，随即指示中央引智办介绍这一情况。有关情况后来刊登在《引智动态》上。

1988年，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改为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1993年3月，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引智办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合并组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30年来，引智工作被证明是“花钱较少，效果很好，事半功倍，大有可为”的一项大事业。引进国外智力的战略方针深入人心，来华的外国专家人数成百倍增长，政府和企业选派的出国培训人员每年数万人，引智工作为我国工业、农业、科教、商贸等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四分钱奖金的效力

为推动生产，蛇口采用香港企业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在码头工程建设中实行了超产奖。具体规定为：每台运输车每班定额为44车。司机完成基本定额，每车次计发奖金2分钱；每超产1车，计发奖金4分钱；推土、挖土和后勤人员，按运输车完成定额和超产情况，分别计发奖金。这一办法实行后，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99.4车，超产55.4车，每人每天得超产奖1.62元。然而不久，根据有关部门关于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蛇口实行的这一办法被硬性停止，工人的积极性被挫伤，工效降低，整个工地由热腾腾变成慢吞吞，运输量和建设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由99.4车迅速下降为32.2车。按照这一速度，码头交付使用计划将要落空，从而影响外商来蛇口建厂。

胡耀邦同志从新华社1980年7月30日内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啊？请你也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时提一提。”

谷牧同志7月30日也在另件上批示：请建南、泽民同志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的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可以完全不执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立即组织贯彻，及时通知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并安排联系相关部门，要求把工作做细，分别通知到其在广东省的下属部门予以落实。

8月1日，谷牧同志接到胡耀邦同志批示后再次批示：我已通知广东拒绝执行这项规定。广东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本来就可以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

很快，蛇口便又恢复了超产奖。

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进入，在蛇口形成了一个按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企业群。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资经营“中宏制氧有限公司”落户蛇口工业区，两年中数百家合营、合作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权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相适应的市场方式。

随后，蛇口开始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实行员工招聘制，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工资、住房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蛇口的做法很快扩展到整个深圳特区。这一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两大特征：外向型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管理。

1984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时肯定了蛇口的做法。后来，随着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迅速扩展，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后，效益观念、竞争意识、等价交换、法制意识等市场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新的经济体不断涌现，奖金、练摊、侃价、打工、下海、跳槽、炒鱿鱼等新词新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