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院士 郭红松/摄
我1982年春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席泽宗院士。我那时浑浑噩噩，也不知道席先生其实是中国科
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时，系主任听说我要考席先生的研究生，立刻大大鼓励了一番。他告诉我，席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这已经是第四年了，但前三年都没有招到学生，因为席先生对学生要求特别高。系主任的话，逗引得我跃跃欲试，结果居然考上了，成为席先生的开门弟子。席先生对招收学生确实达到极端的宁缺毋滥――在我之后，他又过了18年才正式招收到第二个学生！如今席先生已经不再招收学生了，所以我是他唯一的硕士生，以及仅有的两个正式的博士生之一。
席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那种类型的人物，稳健持重，宽容厚道，几乎已臻“口不言人之过”的境界。对我也是极度宽容，可能他看我尚属好学之人，有一定的学习自觉性，所以对我采取完全放手的策略，几乎不管我，也不给我布置任务。
我念硕士研究生期间，到了要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时，席先生问我，对于论文题目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我那时茫茫然，毫无想法，就率尔答道：没有。席先生就说，没有的话，我给你一个。于是就定下了题目，我也就一头钻进去开始做了。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关心怎样找到论文题目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前辈学者，我们怎样才能自己找到合适的题目写论文（不限于学位论文）？前辈笑曰：这是高级研究人员方能掌握的，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关心此事。我听后不免爽然自失者久之。
我认识到，一个合适的论文题目，首先它要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当然意义越重大、越广泛越好），同时它又应该是我此刻的条件（学力、资料等等）能够完成的。这两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抵达这一境界并无固定的、明确的道路，我当时觉得这几乎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后来我就从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将席先生和另外几位前辈的学术档案――就是他们已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统统借来，逐一研读，试图从中解决我的上述问题。研读这些学术档案对我产生了相当震撼的效果，我惊叹道，他们怎么能写出这么多论文啊。然而，那么多论文研读下来，当然对我此后的研究大有裨益，但仍未能找到选题的方法。
我做硕士论文时，先自己拟了一个详细提纲，去和导师讨论，席先生当场给了我一些修改意见，我就回去开始写。写成之后，交给席先生审阅，几天后他对我说，去打印论文吧。我一看他还给我的论文，上面只改正了一处笔误，就此过关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提前答辩的。答辩前夕，我遇到席先生，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我从未经历过“答辩”的阵仗，想到明天要面对那么多前辈“大老”，有点紧张。席先生安慰我说：你一点不用紧张，你想想看，这个题目你在里面摸爬滚打了一年多，他们中有谁能比你更熟悉这个题目？后来答辩果然非常顺利。
我硕士毕业之际，席先生问我是否打算考博士。我那时仍在浑浑噩噩之中，只是朴素地热爱学术，具体打算则完全没有，也不知道自己今后干什么好，所以就回答说，要是你觉得我搞科学史有潜力，那我就考，否则我就去干别的。席先生对我说，我很认真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有潜力的。
我那时确实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搞科学史的潜力――要一个人自己判断自己有无某种潜力，本来就是非常难的。我是这样想的：我既然不知道自己有无潜力，那当然就要考虑别人的判断；而在此事的判断上，导师的意见当然是最权威的。所以我就考了席先生的博士生，也顺利考上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那时的台长叶叔华院士，是席先生的大学同学，当时叶台长想要在上海天文台开展天文学史的研究，就问席先生要人，席先生就将我推荐给了叶台长。所以当我1984年去上海天文台报到时，我手里既有派遣前往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的文件（那时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又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根据叶台长和席先生的安排，我先在上海报到成为上海天文台的职工，然后再到北京报到成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这也是他们照顾我的好意――这样我就可以以在职方式攻读博士了。
离开老师身边，到上海工作，对我来说当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这意味着今后（最迟也就是到博士毕业之后）我就要独自“闯荡江湖”了。但在当时，更让我兴奋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大约在1985~1986年间，也就是我读博士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子会寻找论文题目了！这实际上应该看作前些年积累的结果，但是突破确实是跳跃的。
刚学会寻找论文题目，特别兴奋，到处找题目做论文（和刚学会开车的人特别喜欢开车类似）。我写论文的事情，席先生也完全不管，通常我写完了投稿，也不告诉席先生。有时他在杂志上看到了我的论文，会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鼓励几句。
这时我才体会到席先生当年给我的论文题目的价值。一个好的论文题目，其实就是给了你一块田地，你可以在其中耕耘好些年，产出远远不止一篇论文。
到1988年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已经在《天文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高端杂志上发表了10篇有点像样的学术论文。结果席先生说：你只需将这10篇论文的详细提要组合起来，再附上这10篇文章，就可以答辩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正文只有不到四万字――篇幅还比不上今天的有些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答辩也很顺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科学时报》（当时名称是《科学报》）头版还作了报导。
说到席先生的为师之道，确有常人不能及之处，这里仅述我读博士期间遇到的一件小事，以见一斑：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与某著名学者商榷的文章，因为自己觉得不太有把握，就将此文先呈送给席先生审阅，听取他的意见。席先生建议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指出我文章中的一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此处没错，回去就专为此事又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论述，并又呈送给席先生。我的意思，本来只是为自己前一篇文章中的那处论点提供更多的证据。不料过了几天，席先生对我说，你那篇文章（第二篇），我已经推荐到《天文学报》去了。结果这成了我在《天文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后我每次想起此事，对席先生的敬意就油然而生。席先生非但容忍学生和自己争论，而且一看到学生所言有片善可取，就大力提携鼓励，这种雅量，这种襟怀，真是值得我辈后学终身学习。
在我的感觉中，席先生属于智者类型，处世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只在最必要处进行干预。例如在我不务正业时（比如涉足性学史研究领域），席先生也提醒过我仍应以天文学史专业为主，然而他更愿意让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所以对年轻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通常总是宽容鼓励，乐观其成。
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席泽宗院士从事学术活动40周年纪念研讨会”，我去参加会议，并为席先生带去了一项最为别出心裁的祝贺礼物――他的徒孙，我的研究生钮卫星。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史界，还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够在生前看到自己的徒孙。如今又已经18年过去，钮卫星也已经成为博导――席先生门下已经有了第四代学生，这也是中国科学史界前所未有的。
席先生对于放我离开他身边，曾说过“放走江晓原是大错”之类的话，但他又怀着极大的喜悦看到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1999年3月，席先生亲自来上海参加了科学史系的成立大会，并担任科学史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7年，席先生80大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以表彰他在天文学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在那个仪式上，老师精神矍铄，还做了非常有趣的演讲。这年年底，他又亲自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为他的一众三代、四代弟子讲学，给全系师生以巨大鼓舞。2008年10月24日，在国家天文台宣布成立中国古天文联合研究中心的仪式上，我最后一次见到席先生，他仍然精神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老师竟会那么快离开我们……。
虽然我远在上海，但我是北京训练出来的，北京是我学术上的精神故乡，而导师席先生那些平淡中见深刻的言传身教，则是我终身都受用不尽的财富。
“已见丰功垂宇宙，更留遗爱在人间”，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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