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先生是我国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追随顾颉刚先生，曾是“古史辨派”和“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在先秦史（特别是春秋史）、古代东方史、经济史、思想史、地理沿革史、文献学史等方面有很高造诣，并在绘画史、瓷器史和精神心理学等领域取得独到的研究成果。
近日，我们访问了著作集的整理者、童书业先生的三女儿童教英教授。听她谈谈她眼中的父亲，和她聊聊老一代学人在艰辛中刻苦治学的往事。
学人往事
1965年冬，顾颉刚先生因病住院，曾于动手术前致信嘱托童书业先生：“平生积稿，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未曾想，1968年童书业先生先他离世而去。1972年，童教英女士将童先生遗稿《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寄请顾先生审阅，顾先生回函一口答应，悲叹原拟童先生为自己清理遗稿，不料反替童先生整理遗稿。令人不甚唏嘘。
读书报：您父亲与顾颉刚先生因学术而相交相知，并且成为顾先生最得意的私淑弟子。30多年的交往中，师生真诚相待，以学术为公器，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留下一段美谈佳话。那在您的记忆中，顾颉刚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您觉得那一代的学人之间的往事，能给我们留下什么？
童教英：太先生（顾颉刚先生）的人品，在我迄今为止见过的人里面是无二的。他从不因为你对他的学术有所挑剔而反感，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只有人品不好的人，太先生才会反感。父亲在学术上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这篇文章，当时虽然父亲对顾颉刚先生已极为敬佩，但是在文章里直指太先生对《尧典》本子的评价为“凿空”之言。当时太先生已经是成名已久的古史辨派领袖，而父亲只是一个还没有出茅庐的小小校对员。但是太先生完全不反感，反而很爱惜父亲的才。之后邀请父亲去北平任他的私人研究助理，从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古史研究、古籍考辨的道路。
太先生当时会以自己的名义帮一些年轻人发表他们的文章，因为用他的名义比较容易发表。这些年轻人都是很高兴的。就像我父亲在任太先生的私人研究助理期间，帮太先生写讲义、找资料、写文章，都不会有任何不满，反而认为这是一种锻炼，是学问精进的一个机会。而太先生自己在写文章时，只要用到了不论是哪个年轻人的多小的研究成果，都会在文中注明。所以我很不能理解现在大学中的一些师生关系。一方面，学生会埋怨导师让他们帮忙做事；另一方面，又会有一些老师占有学生的研究成果。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
父亲在与人学术争论上也是很坦诚的。比如和日知先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巴比伦社会形制问题上唇枪舌剑的对峙了近十年，但是1962至1963年日知先生来山东大学讲学，两个人相谈甚欢。又比如1948年为石鼓文年代的问题与唐兰先生“争战”了半年，但是1961年底，父亲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查资料，正好碰上唐兰先生带着学生在故宫实习，唐兰先生马上就把我父亲拉去给学生们做即席讲座。两人之间完全没有芥蒂。像他们这样学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单纯的学术上的交流和交锋，不会延伸到人际关系上。真正求真的学者是不会因为学术上的分歧而去整人的，甚至学术争论越坦诚，友情越深厚，这也是老一代学人为我们树立的典范。
怪人？奇才！
“学界，尤其在山东大学，至今还流传着父亲一些极为矛盾的故事，总括一个词，大概是‘怪诞’。这些故事虽逐渐有点传奇化，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也常常在想父亲做学问那么严谨、有条理，为什么做人行事会矛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就尝试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去思索，我认为这一切要归结到他早年异常单纯的生活。”
读书报：有人觉得您父亲是个怪人，因为您父亲不谙世事，很有些“怪癖”，为此还闹出过不少的笑话，成为了逸闻。您作为女儿，对于这些是怎么看的呢？这种“怪”，究竟自何而来？
童教英：学界，尤其在山东大学，至今还流传着父亲一些极为矛盾的故事，总括一个词，大概是“怪诞”。这些故事虽逐渐有点传奇化，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也常常在想父亲做学问那么严谨、有条理，为什么做人行事会矛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就尝试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去思索，我认为这一切要归结到他早年异常单纯的生活。他的曾祖童华是清道光18年二甲第59名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他的祖父童祥熊是清光绪9年二甲第27名进士，官至安徽道台、青岛劝业道道台。他的父亲是独子。他作为嫡长子、嫡长孙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宦家庭中，是备受宠爱。但他自幼体弱多病，甚至不能进入学校读书。所以，当同时代的人已经接受新式教育时，他还在家接受家长延师入室的经史书画教育，连英语也是延师入室就读的。这样封闭、单纯的生活一直到他祖父去世，再到同样宠他的、管家的庶祖母也去世，在20多岁时被旧家庭排挤出来，但这个时候又受到岳父家的照顾。我的曾外祖父很有文才，是当时南京石城七子之一，而外祖父和我的曾祖父曾同在安徽为官，两人是好友，辛亥革命后作为遗老靠积蓄为生。我母亲带两位姐姐常住娘家，直到抗战时，南京大屠杀迫使他带领全家，同时也带着我的母亲和两位姐姐辗转逃难耗尽家财，无法再照顾我们家，这时候，父亲才完全失去岳父家的依靠。而父亲一个人被迫离开大家庭时，在杭州有王季欢太先生照顾。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有顾颉刚太先生照顾，这两年是他学问精进，文章喷薄而出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在上海有吕思勉太先生和杨宽先生照顾，他可以全心做学问。而抗战胜利的时候，王太先生已故世，其他人也都得重塑自己的生活，父亲才不得不独自直面人生。这个时候，他已经30出头，他的与世情格格不入是自然的事情，反而如果他能练达世情倒是怪事了。这些，我倒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幼的生活也很单纯：从小学起就是在校完成学业，回家看小说。高中毕业在家养病3年，更是与世隔绝。所以我也记人、记路本事极差，走在路上脑子里总想事，常常也视而不见。浙江大学之前是理工科的，中文系每年只招20人，我要给他们上一年的课，照样记不住学生，更不要说全校选修课了。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与父亲也有所不同，那就是父亲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会给人造成什么印象，而我有了自知之明，所以每学期开学第一次课上，我都要预先对可能的失礼向学生表示歉意。没有经历过我们父女这种单纯生活环境的人是很难想像这种状况的。
其实，父亲是很善良的，也很有爱心。如果看他诗文集，定会被他那篇《记赵君肖甫》打动，山东大学大概也没有人会说受过童先生打击、算计之类的话。有人向他借钱，他都借。有一次母亲回南方探亲，把钱交给我管。正好来了几批稿费，父亲都是有人来借就借走，最后都把我急哭了，等母亲回来了，我怎么交代啊。可他总说，不要紧的。所以我们家后来存款并不多。父亲的美学思想最重含蓄，所以他的善良和爱心都不会溢于言表。
读书报：其实更多的人说，您父亲是个奇才，聪明绝顶，因此可以涉及那么广泛的研究领域。
童教英：父亲有超常的记忆力，十三经中除了《公羊》、《?梁》、《周礼》、《孝经》为泛读，没有深记外，其余经典都能背诵如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能背诵。就是新书，看过一遍，不做笔记，就能说出全书要点，看过几遍就能背诵。
而且你说他是书呆子吧，他能做物价统计。抗战期间，他和吕思勉先生都不愿意当文化汉奸，就离开上海，跑到乡下去了。在横林的时候，为了维持五口之家的生存，父亲不得不注意物价。他每个月都统计实物价格，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按这个统计表来买最便宜的实物，用低微工资来买到尽可能多的生活用品。横林镇上慢慢的就有人跟着他买，非常灵，横林镇上的人都叫他“童半仙”。在他离开横林之后，镇上还有人硬要买下他的统计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原惠林中学校长姚以祥在上海做黄金生意，父亲为他统计黄金价格，找出金价的波动规律。姚以祥因此赚了不少的钱，每次赚钱后就给我父亲一枚戒指作为报酬。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父亲当时有钱，胆子再大点儿，而且不是专心做学问，也许能赚大钱呢。但是，父亲是实在无法割舍他视作生命的学术研究的。
父亲固然天分很高、记忆超常，但是绝不是全靠才气才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父亲才气的发挥是有勤奋、认真做基础的。父亲读书、治学、谈学问时都是心无旁骛。青岛的冬天是在房子里生炉子取暖的，父亲书房的炉子上总要烧开水或者煮稀饭，父亲写文章或和人谈学问的时候，水开了、稀饭溢了，他既不动手，也不叫人，完全是视而不见。还有一次他在图书馆书库看书，完全忘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后来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的窗口有个瘦老头大声的喊叫，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都围上去观看打听，闹得沸沸扬扬。
山大还流传着一个关于父亲上课的奇事。说父亲上课不带手表，时间却把握的极其准确，经常是他刚宣布“今天课就讲到这里”，马上就听到下课的铃声。时间长了，有时候没有听到铃声，学生们都会归咎于校工打铃有误。而且父亲总是两手空空，提前一两分钟进入教室，铃声一响，马上开讲。听了这样的传说，都会觉得父亲是个奇人。但事实上，父亲对于备课是极其认真的。为了掌握时间，他在备课的最后，都要对着镜子，将上课的整个流程演练一遍。而且不论讲过多少遍的课，他每次上课前总要对着闹钟从头到尾吟诵一遍。
告慰亡父
“回杭州之后，我脑子里一直挥不去父亲去世时死不瞑目的样子。然后，就开始了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读书报：为什么是由您来整理您父亲的遗著？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来整理您父亲的遗著？
童教英：我们是三姐妹，我和二位姐姐年龄差距很大，1949年举家北上时，大姐已经在南方自立；二姐1950年参军，所以我长期就像个独生子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有抱过我，平时埋首书房，对我几乎不闻不问。但是“文革”时候的一件事，让我无法忘记。“文革”我是在校内和父母亲一起经历的。本来学生不应该是“革命对象”，但我承受了不少的大字报，其中最严重是说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顽固地不肯批判童书业的反动学术思想。其实，我是不明白。我父亲一天到晚告诫我：考证史料的真实是治学的低级阶段，上升到理论才是治学的高级阶段；我父亲一辈子只送过我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精装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的学问究竟反动在哪里？“文革”开始后我就不敢回家，后来听到很多人家被抄，连存折都抄没了，就担心父母生活受影响。有一天半夜等宿舍大门关闭后，就偷偷翻墙回家，把几年没用完存下的零用钱交给母亲应急。就是那天晚上，父亲对我说：造反派对他的批判都没击中要害，他替我起草一篇大字报，我抄出去争取过关。事后想想如果真这么做了，后果无法想像，会要了他的命。我没这么做，可能我比父亲有更多道家思想，“文革”进行到那个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事情以后，觉得做什么也无济于事，我早就听天由命了。但父亲想要这样为我作出牺牲，我是永远铭记于心的。
其实我一直想读理科，想考童第周先生的生物学。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能学文科，父亲就替我选择了历史。到了“文革”，我一把火，把几乎所有的专业书全烧了，当时就觉得，再也不要搞什么文科了。可是，回杭州之后，我脑子里一直挥不去父亲去世时死不瞑目的样子。然后，就开始了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当时，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把父亲的学术成果清清白白的留在学术史上。这就是我能为他做的，也是我自己最愿意做的。我最早的时候想法就是这样，尽自己的孝心。后来才开始觉得有使命感，想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留下这么沧海一粟。
在这二十多年整理父亲遗著的过程中，承蒙世交，还有素不相识却十分热忱的编辑们及出版社，尤其是中华书局的鼎力相助，终于将能搜集到的著作成集出版了，终于可以告慰一生唯学问的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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