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德-亨利笔下，一切都那么不同寻常。无论从出身、背景，还是性格与行事方式上，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皆无共同之处。两人分别来自南美洲的南北两端，菲德尔是富有的古巴农场主与家中小阿姨的私生子，切则是西班牙贵族在阿根廷的后裔；菲德尔上的是纪律严明的耶稣会学校，切却在家享受母亲的溺爱与哮喘的折磨；菲德尔上大学时曾是前途无量的棒球投手，切则是经年病号；菲德尔是美食家，切却像苦修者，除了下象棋，对美酒和舞会甚少在意。论及闹革命，菲德尔始终目标明确，周密谋划，脚踏实地，切却是从百无聊赖的青年生活中生出无尽的浪漫幻想――生的没意思，就要死的壮烈与光荣。“我想做皮萨罗部队中的一员大兵。”他青年时代写过一首诗，似乎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归宿：
死，好的，但要被
子弹打穿，被刺刀扎烂，
否则就不。
他给当权的爱娃・庇隆写信，要求特批一辆吉普，以考察拉美诸国，未获回复，便与朋友骑一辆破旧的诺顿500摩托上路，这次带有明显嬉皮士特征的旅行，导致他起意打倒美帝国主义与反动独裁者，解放沿途国家百姓于水深火热。他找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拜读，结果“什么也没弄懂”。与此同时，菲德尔在读了《资本论》的前几章后，也愁苦地宣布放弃。
菲德尔与切在墨西哥城相遇。已故智利天才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在其小说《浪游两侦探》中描写这次见面，称，一个是硝基，一个是甘油，和到一起，就是硝化甘油――炸药！
菲德尔那会儿风度翩翩，精力充沛，装扮入时，蓝西装，两撇小胡须远未发展成标志性的大胡子，看似花花公子。切继续以邋遢为荣，穿一件几乎从来不洗、被戏称为“永久牌”的衬衣――他曾自夸已经穿了那件衣服“25个礼拜”，又因不洗澡而获雅号“猪”（Chancho）――发音类似“蟾蜍”。
菲德尔迷倒了切，后者日后回忆：“这是我唯一想全心追随的人。”
回国闹革命的计划逐渐成形，菲德尔即将证明，一小撮死士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可以怎样高效地战胜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1956年11月25日，八十二勇士驱舟“格拉玛”，渡过大洋，复返古巴，劫军车，炸兵营，搞土改，果然一路凯歌。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的红色叛军进入哈瓦那。胜利了。
革命既已功成，同志情归何处？菲德尔和切的革命友谊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其中尚有许多谜题，雷德-亨利虽九牛二虎，亦未尽解。正如尼古拉斯・沙克斯比尔（NicholasShakespeare）在1月9日的《每日电讯报》文中指出的那样，尽管《菲德尔与切》的作者全力搜罗一手素材，特别是采访了多位英俄两国相关人士，但卡斯特罗家族无一出场。极为善谈的卡斯特罗本人，在谈及格瓦拉时总是一反常态地惜言如金。不过，他有一次提到自己的梦境：“我常常梦到切。我梦见他还活着，穿着军装。我梦见他和我交谈。”
在梦中谈了什么，卡斯特罗从未透露。
古巴导弹危机两年多后，切离开古巴，易容潜入非洲，再回南美，上山游击，入林奔逃，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今天切的左派崇拜者每每谈及他的理想主义，总是豪情万丈，却很少想到这位五个儿女的父亲，在丛林中过的何等艰辛。“死，好的……”结局终究是这样到来的。
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的拉伊格拉，切被受训于中央情报局的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俘虏，第二天即遭处决。
切只活了39年，算下来，他成年后的一多半时间与菲德尔紧密相连。雷德-亨利在书中不采流行说法，即格瓦拉南下玻利维亚打游击是出于个人意愿，他认为，此行动系卡斯特罗一手安排。
革命友谊：银幕重现
人生虽短，切的声望在死后反而更胜生前。2008年，由大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导演、波多黎各影星贝内希奥・德尔托罗主演的两部传记片《切》的第一部公映。我有机会在年底看到完整样片，索德伯格从头到尾采用纪录片手法，德尔托罗亦有乱真表演，十分值得一看。片中所述，正是切与菲德尔结下革命友谊的游击岁月，从两人在墨西哥城相遇开始，止于切以血战攻下圣克拉拉，旋即于1959年1月2日上路，向哈瓦那挺进，以与菲德尔会师。
影片描写了切与菲德尔的首次见面：聚会中，邋邋遢遢的切在厨房帮忙，西装笔挺的菲德尔进来，有同志介绍：这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本名）。菲德尔与他握手：你就是那个阿根廷大夫。
餐后还有一场阳台谈话：
切：你有船吗？
菲德尔摇头。
切：钱呢？
菲德尔：还没有。
切：战士呢？
菲德尔：我们偷运了三十人进墨西哥。还能再多些。
片刻沉默。
菲德尔：你觉得我很疯狂吗？
切：有点。
菲德尔：很好，有点疯狂就好。
临近片尾，影片又回到同一个场景，但机位相反：
菲德尔：这么着，你跟我们一块去吗？
切（稍停）：去，不过有个条件？
菲德尔：什么条件？
切：等咱们在古巴干成了，我想把革命带到全拉美。
菲德尔笑着点头。
菲德尔：你看你，也有点疯狂嘛。
至少在电影中，菲德尔与切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大多数时间，切见不到菲德尔，后者只是偶尔下来指导工作――“菲德尔来了”，有时他批评切，甚至突然剥夺他的指挥权，把他调往偏远山区开展工作。无论如何，切以苦修意识共事，从不争论，这也是革命友谊得以长青的重要条件。毕竟那时的菲德尔，是古巴革命唯一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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