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来引用两段别人的话。格雷厄姆・格林在《人性的因素》中说：“‘我们’，萨拉在想，‘我们’。他像是代表一个组织在说话，……‘我们’，还有‘他们’都是听上去令人不舒服的词。这些词是一个警告，得提防点。”废名自己从前在《〈周作人散文钞〉序》中说：“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味。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所谓改造，归根结底就是把“我”变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上面两位所说，是以爱惜早年写《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的废名，而惋惜后来写《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和《跟青年谈鲁迅》的废名。
眉睫的《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是为张吉兵著《抗战时期废名论》所作书评。该书我未读过，无从置喙，但若一口咬定废名思想转变发生于抗战期间，我还不能信服。我的证据是废名自己抗战后期至1949年间的著作，包括《阿赖耶识论》、《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和在报刊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在我看来，其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立场仍与先前一以贯之。废名及其同时代人后来接受改造无疑是有其自觉性的，否则改造也就不会那么顺利彻底，但无论此种自觉性萌发于何时，都不能与改造混为一谈。有些材料，眉睫尚未用到。如所作《废名与周作人》云：“一九四六年九月，废名与当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大侄冯健男一同离开黄梅。到南京的时候，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情，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朋友叶公超的帮助下，废名与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中见了一面。废名并未表达此次会面的感想，他对恩师的行为和下场只能表示理解。”说来废名有关“感想”，1948年4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载《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天的事情》中即有“表达”：“那么将来抗战胜利了，知堂先生将以国民的资格听国家法律的裁判而入狱，莫须有先生亦将赠老人这一句话：‘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948年6月28日《民国日报・文艺》载《我怎样读论语》复云：“这个人现在在狱中，他是如何的‘忍辱’（这是他生平所喜欢的菩萨六度之一），他向着国家的法律说话是如何的有礼。”而废名对此的看法，又岂止“理解”而已。讲这些话时，周案已经南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公开为之辩护者，举国惟废名一人。废名这两篇作品，对于断言抗战期间其思想业已转变者，不说适为反证，至少构成障碍。依我之见，这一转变在废名也发生在1949年后。眉睫书稿将付梓，遵嘱聊书数语，权当卷末一则附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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