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于2009年元月起建立国学专版，我想，这必当受到广大读者和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并引起极大的兴趣。因为中华读书报是书籍出版和读者阅读的资讯报道，且是周刊，牵涉面广阔，反应快捷。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研究，其本身专业性较强，而能在中华读书报上作为专版刊出，就能使专题研究与普遍交流沟通、结合，确
当前国学研究专著专文已有多种，专刊也有数种，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华国学研究》，光明日报的国学版，在学术界都很有影响。但这几种专刊多为登载专题论文，我想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可以另辟一新境，如选刊有关传统文化研究著作的书评，有关学术活动的通讯，并仿照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可就国学研究中一些受人注意或引人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如北京语言大学建立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2008年12月30日举办基地揭牌仪式与研究论坛，我应邀参加此次会议，深感中华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即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甚有研究价值，很值得报导。又《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于广州联合举办中国文体学研讨会，著名学者罗宗强教授等多人参加，对传统文体繁富分类及与现代创作结合，都有创新探讨。另，河北教育出版社将出版《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选辑两汉至清末诗文别集及诗文评著作，逐篇撰写提要，有两千种，为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类著作的一倍；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筹划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有5300多种，也为清《四库提要》之一倍半。这应当是继承传统目录提要的优良文体，体现当前古典文献学研究思路的开拓，提供国学研究扎实的基础史料。有关的学术动态，目前当还有，我们及时予以报道，对促进研究当极有利。
近30年来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学研究有相当进展，有不少优秀成果，但我们仍应回顾20世纪前半叶的学术成就与特色。1995年，《清华大学学报》为纪念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周年暨复建十周年，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我应邀写一短文，就20世纪前半叶清华文科学风，概括为三点：一为视野开阔，对一时代的文化有总体把握，具有清晰的文化意识；二为着眼现实，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又能沟通古今，融会中西；三为既对中华历史文化有强烈深沉感情，又能保持理性自觉。我想，这也是20世纪前半叶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共有风格，很值得今天加以探索、总结。
譬如鲁迅先生1927年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是单项论述这一时期的诗歌、文章、文学思想，也不是把一些作家逐个儿拉出来排队，而是结合政治斗争、社会思潮、文人生活，以及他们的兴趣爱好、心理状态，作综合的考察。系统的整体文化研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建立起来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对后世极有启示。
闻一多更明确提出：“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之一环”（《致梅贻琦》）。他所著《楚辞校补》一书，郭沫若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序中，就称“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闻一多在整理、研究《诗经》、《周易》时，也特称“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他就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他所说的“缩短时间距离”，“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陈寅恪在他多部著作中，更重视文化史研究，特别提出“中国文化本位论”，强调以中国本土文化为立足点，来研究或吸收外来文化。他概述自己的治学思想，说“寅恪不敢视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文化之史”（《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
陈寅恪高度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谓“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我想，这可理解为20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影响，故我在此次笔谈中特为提出，期望中华读书报国学版作系统安排，探索20世纪国学研究史整体，立足现实，承前启后。
 |
